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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筆至此，我不禁要提醒讀者，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有過不同程度的*和選舉，比如泰國和巴基斯坦。但是，如果國民沒有尊重程式的習慣，只憑對結果的好惡決定自己的行為，有了*也會丟掉。一些主流經濟學傢俬下里也在議論：*社會的交易成本實在太大，還是中國這種模式有效率。當你想拆遷誰的房子就拆遷誰的房子時，交易成本當然小了。但是，這種短期的便捷，只會帶來長期的危機。

這其實也是保護茅於軾的社會病理。一些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的中國經濟起飛是他們理論的成功。他們有大放厥辭的權利，他們有功勞和道德資格來信口開河。茅於軾的“就是要為富人說話”，也體現了這樣的心態。他們甚至認為，有些人的錢來得黑一點，也應該既往不咎，不黑就沒有改革。所以我總結說，中國的經濟成就，已經使主流經濟學家從當年少數敢說話、挑戰權力的人淪落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南都》在這件事情上，也有類似的心態。他們覺得他們是中國媒體的領袖，媒體的進步是他們的成就，於是自己就有了當言論警察的資格。從笑蜀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基本回避了人們批判茅於軾“保護富人論”的具體觀點，不敢正視這種理論的荒謬。他無法面對我提出的基本事實：中國是亞洲貧富分化最大的國家，和尼泊爾並列。中國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厲害的三十幾個國家之一。所有發達國家，貧富分化都不如中國嚴重。比中國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都是一色的非州和拉美的窮國。茅於軾們怎麼能證明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過程？不僅如此，中國的貧富分化正愈演愈烈，直追幾個非洲最黑的窮國。在這樣的過程中，如果社會還沒有“仇富”的情緒，那隻能說明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基本的正義。笑蜀放著這些不談，滿篇在談茅於軾是好人、批評別人攻擊茅於軾不能沒有界限等等，轉移問題。這除了說明自己喪失了基本的道理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最後再說幾句多餘的話。《南都》此次破壞言論自由，損害了自己的聲譽，其惱怒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們彼此衝突歸衝突，辯論歸辯論，最好保持彼此的基本尊重。如果做不到也沒有關係，至少不要失態。笑蜀此次說我對茅於軾的攻擊，屬於被“名利驅動”。類似的看法有關編輯也表達過。其實，這些人都在媒體圈內，應該知道這個基本常識：一個受“名利驅動”的人，不會和《南都》為一篇稿件而斷絕關係。我這篇文章，也只能發表在網上，不可能有紙媒那麼多的讀者，新浪這樣的主流網路媒體，也幾乎肯定不會將之推薦到首頁。花一天功夫寫這些文字，是想幫助《南都》和笑蜀們反省：你們究竟錯在哪裡？主流經濟學家們已經失去了信譽。我希望中國的媒體不要步他們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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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打茅於軾”之社會病理分析（1）

笑蜀

炮打茅先生正漸成時尚。甚至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也樂此不疲。鬥士陳永苗者，即斷言窮人已無出路，茅先生讓窮人致富，不過是禍害窮人的“鴉片”，使窮人繼續迷糊不起來抗爭，而永遠窮下去。如此話語，與當年炮轟所謂“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革命話語，何嘗有一絲一毫的區別。革命話語洋洋而來，溫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淪為圍攻物件，旁觀多時，如鯁在喉，不能不一吐為快。

以窮人的名義炮打茅先生純粹找錯物件

被看作意見領袖的茅先生，最大貢獻其實不是言論，而是紮紮實實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貧性的小額貸款。

有的朋友對茅先生這件事頗不屑。據說這既比不過富人一擲千金興醫濟學；也比不過政府一紙號令減掉百億元農業稅。這樣說我認為太輕薄。武訓興學，其投入額度當然比不過清廷對公共教育的投入，但這並不能稍減武訓的光輝。因為武訓的價值並不在於他到底給窮孩子募得多少銀子，而在於他的精神，在於他開創的興學模式。茅先生的小額貸款重要的在於證明了農民同樣具備市場競爭的能力，只要向農民開放包括金融權利在內的諸多天賦權利，農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創造財富，而不是隻能嗷嗷待哺。這是扶貧模式的一個創新。重要的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重要的是這樣的社會意義，而不在於茅先生具體給了農民多少錢。官員們和富豪們確實能給農民更多錢，這點上茅先生永遠沒法跟他們比。但茅先生的實驗所蘊涵的社會意義，卻是多少錢都買不來的。

中國的農民無疑處於窘境之中。但他們到底是受制於自身能力之困，還是受制於體制之困呢？答案如果是前者，農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己，而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