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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現實，就成了對市場經濟的惡意攻擊。　txt小說上傳分享

是茅於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2）

楊奎松的研究我沒有讀過。但是，從鄺文的描述看，他的研究並不是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證明了我始終如一的觀點：改革以前的中國，政治上不平等，經濟上也不平等。我用這一點批評了茅於軾，也批評了甘陽。我始終不明白，這兩位都在計劃經濟時代生活得比我長得多，怎麼覺得那個部長樓、特供店、司機班、文工團女孩子陪舞的時代比現在更平等？家父在北京是個司局級幹部。記得八十年代初他出差回來，我到北京站接他。在軟臥車廂門口，他的幾個同事在那裡議論紛紛，彷彿出了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仔細一聽才明白，原來農民進了軟臥車廂！這是市場改革的結果；但也反映出在計劃經濟時代，什麼人可以坐軟臥，什麼人可以乘飛機，都是有嚴格規定的，買票要單位開證明才行。這叫平等嗎？如今美國的ＣＥＯ，年收入是一般職工的364倍，引起輿論大譁，克林頓時代的勞工部長最近還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引用一系列民調，證明美國各階層都對這一現實不滿。他因此要求給富人加稅。看看計劃經濟餓死3000萬人的年月，那時餓死的人和住在部長樓裡的人的貧富差距，豈止是364倍？這個賬應該是怎麼個演算法？

托克維爾在《美國的*》的開篇就說，美國比起歐洲來，不僅有著驚人的自由，還有著更驚人的平等。這種平等，既是政治平等，又是經濟平等。他進一步指出，美國的這種平等，是人類的方向。換句話說，他講的實際上不是美國，而是一種現代性。

中國缺乏自由的傳統，對自由所帶來的責任和後果缺乏理解，所以才有了“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這類的奇怪概念。我那篇批評茅於軾的文章，談的就是這種誤解的來源：中國的窮並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貧富分化太嚴重、窮人缺乏保護的結果。這也是亞當·斯密的觀點。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派至今對此也無法面對。《南方都市報》的編輯槍斃我的稿件，一個潛在的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中國仇富情緒太危險。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看法。我從來不認為中國傳統有嚴重的仇富傾向。相反，中國自明清以來經濟非常市場化，社會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會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發達地區，香港、新加坡等地貧富分化就屬於最大的，社會也很穩定。這說明中國文化中並沒有特別的仇富傳統。同時，我們再看看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30幾個國家，哪個國家的仇富情緒不威脅社會穩定？人都是人。中國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壞的人。一個社會貧富分化到了這個地步，換誰當窮人都會仇富。中國的窮人相對還算厚道的。

徐友漁覺得我對茅於軾的批評屬於炒作，媒體不值得重視。大概我被*也屬於正當的了。這未免太士大夫氣了（士大夫跳不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對超出自己生存環境的問題往往喪失了思維能力。比如，如果你說終身教授制度保證言論自由，徐先生一定擁護；但如果我說專欄制度保證專欄作家的言論自由，他就可以說我是炒作）。媒體要報道社會關心的問題，而不是根據幾個精英的意志，今天說老百姓應該聽這些，明天又說老百姓應該聽那些。在*社會，老百姓的一票和你的一票一樣重要；在市場經濟中，老百姓兜裡的一塊錢和你兜裡的一塊錢也一樣值錢。至於所謂“中國沒有西方法治的經驗，唯一的經驗就是‘*’大*的經驗，民間對於‘公正’的要求很容易跌入這種深谷，這很危險”這樣的話，我在1979年剛上大學的時候就聽過上面不停地這樣講。類似的話從徐先生嘴中說出來，我除了震驚外，幾乎無語。試問：如果“民間對於‘公正’的要求”也“很危險”的話，是不是民間就不該要求公正？是不是民間只能請求政府、茅於軾，或者徐友漁這樣的青天大老爺來替自己主持公正（套用茅老的話說，那就是“你不要說話，我會在替別人說話的同時，為你辦事”）？難道我們還生活在“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的時代？大家憑什麼信你們？在我看來，一個自由*的社會，誰能炒作誰炒作，誰能“煽動”誰“煽動”，最後要看老百姓聽誰的。像徐友漁這樣的自由派，如果遇到這個彎子也轉不過來的話，最好找個更不自由的社會去生活。我看中國要真實現了*，許多精英都應該去看心理醫生。

徐友漁不喜歡我批判茅於軾，一個理由是茅於軾是為窮人辦事，是個好人，我不該拿他開刀。我願意相信他是好人。但是好人可以說錯話，為窮人辦事的人可以用自己說錯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