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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試圖克服公財悲劇困境，即從整體利益角度使用並保護公共財產資源，避免過度開發和快速損耗。他們研究了某些成功或不成功的做法，並得到了達成合作的某些前提條件。23

第一，必須有清晰的規則界定誰是博弈參與者群體中的一員——那些擁有資源使用權的人。界定的標準通常是地域或住所，但也可以以種族或技能為基礎，成員資格也可以透過拍賣或支付報名費獲得。�

第二，必須有清晰的規則界定所允許和所禁止的行為。這些規則包括對使用時間（狩獵/漁業開放及禁止的季節、可種植的作物種類、特定年份休耕的要求）、地點（近海捕撈的固定位置或指定輪作）、技術（漁網大小），以及資源量或份額（允許每個人從森林砍伐並拿走的木材量）的限制。

第三，對違反上述規則的懲罰機制必須明確，並讓各方瞭解。這不一定是詳細的書面準則；穩定社群中的分享準則同樣也可以清晰有效。對違反規則者的制裁，可以是口頭警告或者社會排斥、罰款、剝奪未來權利，以及在極端情況下的監禁。每種懲罰的嚴厲性還可以適當調整。對於第一次疑似欺騙的行為，處理方法通常只是與違規者直接面談，要求其解決問題。而且第一次或第二次違規的罰款較低，只有在違規行為持續發生，或者變本加厲時，懲罰才會升級。

第四，必須建立一個察覺欺騙的有效機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參與者的日常生活過程中建立自動偵查機制。例如，有好壞區域之分的漁業，可以指派漁民輪流在好的區域捕撈。被分配到好區域的人會不自覺地注意是否有人違反規則，並且他們有最強的動機向其他人檢舉違規者，讓集體能夠實施合適的制裁。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一條規定：必須以集體的形式從森林及類似的公有地區收割；這個規定有利於大家共同監督，而無須僱人看護。

有時，規定什麼是允許行為的規則，必須按照可行的偵查手段來設計。比如，漁民的捕撈量通常難以精確監督，即使是善意的漁民也很難準確控制其捕撈量。因此，基於捕撈數量配額的規則很少被使用。當數量更容易、更精確地觀測時，數量配額規則就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正如儲水供應和森林砍伐一樣。

第五，當上述幾項規則和執行機制設計好後，事實證明，具有前瞻眼光的使用者可以輕鬆獲得的資訊特別重要。雖然每個人都有事後欺騙的動機，但他們有共同的先驗利益，去設計一個優良的制度。他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對資源及資源開採技術，察覺各種違規行為的可行性，以及在集體中實施各種制裁的可信度的認識。事實證明，集中式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會讓此類事情大量出錯，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

關於人們可以利用區域性資訊及規範機制，找到許多集體行動的解決方法這個問題，雖然奧斯特羅姆和她的拍檔持總體樂觀態度，但她給出了事情並非完美的忠告：“困境永遠不會徹底消失，即使在最佳的運作機制中……監督和制裁無論怎樣也不能將誘惑降低至零。不要只想著如何克服或征服公財悲劇，有效的管理機制比什麼都管用。”

自然界的腥牙血爪

解決困境的初步思想（14）

正如你所料，除了人類，在其他物種之間也會發生囚徒困境。在搭建住所、採集食物、逃避捕食者之類的事情中，動物的行為可能是對自己或直系親屬有利的自私行為，也可能是對較大的群體都有利的行為。什麼樣的環境能促成好的集體結果？進化生物學家們已經研究了這個問題，並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例子和觀點。這裡給出一個簡單的例子。24

曾經有人問過英國生物學家J�B�S�霍爾丹（Haldane）這樣的問題：他是否會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同伴，霍爾丹回答：“如果是救2個以上的兄弟，或者8個以上的堂兄弟，那麼我會的。”你和你的兄弟擁有一半相同的基因（同卵雙胞胎除外），和堂兄弟有1/8的基因相同；因此，你這樣做，會使複製到下一代的你的基因數的期望值增加。這樣的行為具有很大的生物學意義，因為進化過程會促進這種行為。這種近親之間合作行為的純基因基礎，解釋了在蟻群和蜂房中所觀察到的令人驚歎的複雜的合作行為。

在動物中，沒有這種基因紐帶的利他行為非常罕見。但是，如果一個動物群體中的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足夠穩定和長久，那麼即使沒有太多的基因一致性，互惠的利他行為也有可能發生，並持續下去。結群獵食的狼及其他動物就是這樣的例子。下面的例子有點兒可怕，卻令人吃驚：哥斯大黎加的吸血蝙蝠通常12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