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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敗選的國民黨籍民意代表或在政治風暴中失意或出了問題的高官，大多到公營企業任職。如前“立法委員”許福曜卸任後代表“經濟部”擔任臺肥公司監察人，劉政鴻在“立法委員”選舉失敗後代表“經濟部”任臺肥公司董事及擔任東臺化學公司（臺肥公司投資企業）董事長；前“立法院”副院長沈世雄以黨營事業景德投資公司代表的身份成為農民銀行的監察人；前“國有財產局局長”劉金標退休後代表“財政部”擔任臺開公司董事長。甚至前“國防部長”蔣仲苓以財團法人代表名義，成為農民銀行的董事。近９０歲高齡的“總統府”資政趙自齊以雍興實業公司代表人的身份出任“中國商業銀行”的常駐監察人。特別是一些涉嫌犯罪或犯案的國民黨高官也多進入公營企業。

政府官員或親屬在私營大企業兼職成為建立政商關係的另一管道。臺灣當官者為何均很富有？除少數家人經商或是大家族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以顧問或正式名義在私營企業兼職，從商人那裡獲得相當大的職業外收入。

企業透過聘用官員或其親屬，可建立政商關係，為企業的經營活動開綠燈，提供諸多方便。而官員或其親屬則透過這種任職或兼職，不僅可獲得較高的職位，還能獲得豐厚的薪資，可謂官商兩利，何樂而不為。大企業建立政商關係的手法多種多樣，重要手法之一是建立自己的招待所與聯誼組織。前國泰集團（即現今霖園集團與富邦集團的前身）的蔡辰洲在家族企業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１７樓建立了一個俱樂部，結合了一大批政商界名流。華隆集團的前掌門人翁大銘也建立了太平洋聯誼社與陽明山聯誼社。就是自稱不介入政治活動的王永慶也在臺塑大樓１３樓建立了自己的招待所，不少政界人物與重大事情的協商也在此舉行。重要手法之二就是邀在職、退職官員或親屬到集團企業任職。

臺灣各級民意代表尤其是“立法委員”在企業任職最為普遍。議會或民意機構完全失去了監督功能，而成為為商人辯護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退休軍政界官員頗受私營企業歡迎。大批退休的黨政軍高階幹部進入私營大企業與財團，不是當顧問就是被委以重任，不是因為這些人有什麼經營才幹，財團所看重的是這些人的政商關係。這些退休的黨政軍中上層幹部均在長期的工作中建立各種關係，可為企業爭取利益提供方便。華隆集團，長榮集團等均是吸收退休高階官員的典型。由聯勤總司令部財務署中將身份退役、曾任“中央銀行”發行局長與農民銀行董事長的林運祥，退休後進入華隆集團，擔任嘉畜公司國華人壽保險公司的監察人、華隆微電子公司董事長、農林公司董事等職。憑他在軍界與金融界的關係，為公司經營帶來某些方便不在話下。前“中央銀行”外匯局副局長曹耀墀退休後，任華隆集團農林公司董事長，“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何柏楠退休後任華隆公司常務監察人、義新公司常務董事與國華人壽公司董事。而三年後，“中央銀行”將持有的華隆公司特別股票出售給翁大銘控制的國華人壽公司，其間是否有三位退休官員的“功勞”尚不得知，但卻值得懷疑。不過，“中央銀行”還是公開澄清外界的質疑，認為“中央銀行”出售股票與三位退休官員沒有關係，而退休人員去何處發展是個人的自由。翁大銘卻因這些股票而取得華隆公司的經營權。

高官兼職賺錢有方（2）

臺灣最大的航運企業長榮集團從事航運業，聘用了大批曾在交通部門主管航運業務的官員。長榮航空公司副經理樓維華是前民航局副局長，長榮海運公司董事長林省三早年也是航政局的官員，前“航警局”局長裴震及前“高速公路局”秘書室主任唐耘秀均是長榮集團的顧問。正是因為有這麼多曾主管交通部門的官員在經營航運業的集團任要職，長榮集團才能獲得許多特批專案與工程，事業發展十分順利，業績蒸蒸日上。

華隆與長榮只是大企業吸收退休軍政界官員的典型。這種流行的建立政商關係的做法在其他大集團或企業均存在。有了這種關係，商人從中獲得巨大利益，退休官員也獲得小利，透過這種政商結合達到了“共同富裕”。

臺灣權貴子弟大多均有良好的出路，不是繼承父業進入政界，就是透過政商關係在商界發展，從而達到延續政商關係的目的。複雜龐大的政商關係在臺灣也就日益發達。

這種官員兼職及種種官商利益結合的事情，造成嚴重的腐敗問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與不滿，也成為日後民眾拋棄國民黨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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