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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學術超然化、禁止黨派黨工控制學校、言論出版自由化、參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嚴令”；大赦###、反對對出獄###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歧視等，可以說是集歷年來黨外勢力提出的政治主張之大成。

“中壢事件”的爆發（2）

11月24日，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正式成立。康寧祥出任主席，黃信介、餘登發為總聯絡人，由施明德任執行秘書兼發言人。在“助選團”的總策劃下，黨外候選人發動了凌厲的文宣攻勢。

正當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鬧得熱火朝天、志在必得之際，接連出現幾件與“助選團”有關的大事，給“助選團”的活動壓來片片烏雲。

“中山堂事件”。12月5日，“黨外人士助選團”在臺北中山堂召開大型座談會，由黃信介、姚嘉文、黃玉嬌主持，由康寧祥、張俊宏做專題講演。會中唱“國歌”時，司儀別有用心地提議，將歌詞中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改為“三民主義，吾民所宗”，引起前來觀陣的國民黨人士勞政武帶頭起來抗議，爭吵後雙方大打出手，此事即為“中山堂事件”。自此以後，臺灣黨外###，便不再有唱“國歌”的儀式。這種明顯地把政見之爭賦予“###”色彩的舉動，既是有違臺灣民意的，也是作為政治人物所應忌諱的。

“停止選舉事件”。12月16日，在中國改革總設計師、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赴美訪問敲定中國和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一事，並且中美兩國同時向全世界宣佈了這一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為此，剛任“總統”半年的蔣經國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簽發“三項緊急處分事項”：全面加強軍事戒備；維持經濟穩定；延期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22日，“警備總司令”汪敬熙宣佈，中美建交已使臺灣進入非正常時期，一切群眾性遊行、###一律禁止。停止選舉，除上述原因外，還有就是如果此次選舉如期進行，國民黨的失敗將超過歷屆選舉，趁機先停止選舉再說。

“‘國是宣告’事件”。對於停止“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一事，黨外表示強烈抗議。在蔣經國三項緊急處分令釋出的當天，各黨外重要人士在“助選團”總部經過緊急磋商，聯名簽署《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宣告》。宣告指出中美關係解凍和恢復已有６年餘，現今卡特總統關於中美建交的宣告對臺灣的生存並無立即而直接的影響，要求從速恢復本年度應該進行的選舉。12月25日，黨外勢力原定在國賓飯店舉行的“國是座談會”在遭到國民黨的阻撓後，又在“助選團”總部###，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陳菊、林義雄等50餘人，共同簽署“國是宣告”，再次重複了12項共同政見。由上可見，“助選團”與政黨只是名稱上和形式上的差異，當然前者是合法的，後者卻是為“戒嚴令”所不允許的。所以說“助選團”的出現，證明黨外勢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經顯得成熟起來。

“餘登發被捕事件”。餘登發於1947年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1951年，在臺灣第一次地方選舉中當選為高雄縣縣長。經過長期經營，餘家已成為高雄縣黑、白兩大地方派系中的黑派首領。在餘家中，還出了一位女強人、黨外重量級人士餘陳月英（餘登發兒媳）。迎接1978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助選團”成立時，餘登發被選為主要負責人之一。黨外人士為抗議當局取消選舉，決定採取一系列行動。其中之一是決定在1979年1月29日，從臺北出發作環島性的“拜年活動”，沿途散發“國是宣告”。2月1日，再到高雄餘家舉行“黨外大會餐”，預計到時有近千名黨外人士參加。豈料在1月21日，餘登發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這一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不久被判處8年徒刑，同時被捕的兒子餘瑞言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2年。1月30日，黃信介宣佈：“關心餘登發父子被捕委員會”已更名“臺灣人權委員會”，黃自己為主任委員，施明德為總幹事。

黨外刊物查禁事件。黨外勢力在準備原定的3項選舉中，除成立“助選團”這一鬆散政團以外，在宣傳上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他們利用《夏潮》、《這一代》等刊物，利用競選傳單和大字報、小冊子，大搞文宣攻勢。陳鼓應還在臺灣大學門前的競選總部旁豎起一道“民主牆”，專貼黨外人士所寫的宣傳政治主張的大字報。另一位國民黨籍人士則在民主牆旁邊豎起一道“愛國牆”，進行大字報論戰。所以1978年的選舉期，被稱之為“臺北之春”。選舉停止後，黨外人士又開始投入創辦、宣傳政治改革與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