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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障人民享有的民主權利十之###被凍結，人民的人身自由，居住及遷徙的自由，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的自由，秘密通訊的自由、###及結社的自由，以及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請願、訴願及訴訟權，非現役軍人不受軍法審判等等，都已無從提起。

在頒佈“戒嚴令”之後，國民黨當局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規條令，軍事戒嚴和高度集權的專制獨裁進一步強化。諸如“戡亂法”、“戡亂時檢肅匪諜聯保連坐辦法”、“戡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臺灣省戒嚴期間報紙雜誌圖書管理辦法”、“臺灣地區戒嚴期間防止非法###”、“罷工等規定實施辦法”、“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妨害國家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等，達100多種。這林林總總的“非常時期”法律，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權力大大擴充了，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蔣介石獲得了不少不受“憲法”限制的“緊急狀態處分權”、“連選連任權”以及設定“動員戡亂機構”、決定“戡亂大政方針”、調整“中央政府”機構的組織與人事，並在維持原有“中央民意代表”職務終身不變的基礎上，繼續充實所謂“中央民意機構”等等。另一方面，臺灣人民的各種基本政治權利和生活自由被剝奪得越來越少，臺灣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冠以違反“XX管制辦法”，依據“XX懲戒法令”，或扣上一頂“私通###”的紅帽子而遭到懲處。

此外，國民黨當局還對所有宣傳工具實行嚴加管制，透過制定“出版法”，以限制新聞、出版的自由。自1951年起，規定不再進行新報紙的登記，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的30多年間，全島只有29家報紙。在“報禁”之下，島內再無不同聲音。

配合“戒嚴法”的實施，國民黨當局在島內實施特務統治，並且由蔣經國親自主持，用以對付逃臺之初的亂局和民眾的不滿。

早在1949年7月，蔣介石在高雄召開秘密會議，主導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指定蔣經國、唐縱、鄭介民、毛人鳳、葉秀峰、張鎮、毛森、彭孟緝等人為委員，由唐縱任召集人。該機構的基本任務是：“統一所有情報工作，並使之充實強化。”蔣介石在臺灣復職“總統”後，又指令成立“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簡稱“臺情會”），彭孟緝任主任委員。該機構負責協調指揮國民黨黨、政、軍、憲、特、情機構。不久，“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為“總統府資料室”，由蔣經國一手操持，並接管“臺情會”，蔣經國掌握了統治各門派情治機構的權力。至此，蔣介石原先在大陸的“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組織已失去作用。“中統”改為“法務部調查局”，“軍統”演化為“國防部情報局”和“軍事情報局”，統歸蔣經國手下。為了便於協調和指揮，蔣經國重新將各情治單位的工作範圍加以明確：“法務部調查局”以負責進行社會調查、防止經濟犯罪、貪汙和漏稅為主；“國防部情報局”以負責對大陸的“情報蒐集”和建立特務網為主；其他情治單位以防共、防島內“暴亂”的調查為主。與此同時，蔣氏父子還要求國民黨中央黨部及社會、海外青年等各部門協同情治單位工作。蔣經國遵照父旨，為“臺灣存亡的必要，實施鐵腕政策，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白色恐怖”籠罩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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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席捲全島（2）

當時臺灣特務之多已發展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原來只在臺灣設立一個站的“中統”和“軍統”悉數搬到臺灣。原來只負責搞軍事情報的各軍種、兵種的第二處即（情報處），此時也插手搞社會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憲兵隊、警察局等，甚至連“國防部”的技術總隊都抓人、辦人。在有限的臺灣島，橫行著“調查局”、“保密局”、“軍情局”、“憲兵”、“總政戰部”、“國防部二廳”、臺灣省警務處等多重特務體系。為了加強控制，特務機構在各階層、各部門、各團體遍佈眼線，並在政府部門和學校中普遍設立安全室。從黨政機關到中小學校，從軍隊系統到社會各界，特務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七大特工系統中，僅就警察系統而言，其規模、許可權就到了驚人的程度。全島有10萬多名警察，分屬於臺灣省警務處、20個縣市警察局、87個分局、187個分駐所、12698個派出所、5027個警勤區，警察網遍佈島內各個角落。加上另外六大系統的特工人員，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