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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當局當時鎖定的鎮壓物件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批評政府者，二是“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及其助理人員，三是青年、學生、教員、律師等，以及所有與事件有關係者。陳儀當局自3月9日以後，即開始有計劃地逮捕臺灣的知識界精英。許多著名的教授、律師、醫師、民意代表、教員、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已被處決。“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總會及全島17個縣市分會的領導成員及其參加者大多慘遭殺害。其中臺北被殺害的知名人士有林連宗（省參議員）、宋斐如（人民導報社長）、施江南（四方醫院院長）、吳鴻棋（臺灣高等法院推手）、林宗賢（板橋鎮長）、黃朝生（臺北市參議員）、李仁貴、陳屋、徐春卿（同上），林桂端（律師）等。13日，陳復志、潘木枝、陳澄波、張昭田等共26名嘉義士紳被捕，最後在嘉義火車站前廣場遭槍決。高雄市有王石定、王永平、黃賜、許秋琮等34位士紳都被捕，在市政府內槍決。上述精英分子被害的個案舉不勝舉，而且幾乎都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至於被捕坐獄者，則更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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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鎮壓悲劇（2）

經過數天的軍事行動，至3月13日，臺灣全島已完全納入當局的控制之中。隨著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抵臺“宣慰”，鎮壓形勢稍有緩和，但是接下來的“清鄉”及持續的“綏靖”工作，又為臺灣社會帶來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

3月14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宣稱：“至3月13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起開始肅奸工作，凡我民眾，對於奸偽分子應隨時注意檢舉密報附近軍憲警，予以拘捕，絕對禁止任何人窩藏奸偽分子，如敢故違，定予同罪。”於是省警備司令部立即借“戶口調查”名義，進行全面搜查或突擊檢查，並巧妙運用“五人聯保”的連坐制度及“密告獎金制度”，逮捕了很多異議分子。當時被捕的著名人士就有：林宗賢（國民黨參政員）、郭國基（省參議員）、林日高、洪約白、馬有嶽（同上）、潘渠源（臺北市參議會副議長）、駱水源（臺北市參議員）、黃定火（同上）、陳華宗（臺南縣參議會副議長）、吳新榮（臺南縣參議員）、蔡丁贊（臺南市參議員）、林西陸（臺中建國工業學校教務主任）、張文環（作家）、林連城（臺中市參議員）、陳萬福（臺中縣參議員）、李金聰（高雄市參議員）、郭萬枝等等。除了上述知名人士外，還有很多有名或無名的中堅分子被捕入獄。

3月20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釋出“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主要有兩大目的，一是交出武器，二是交出“惡人”。在“清鄉”期間，許多民眾為了怕家中保留的一些日軍遺留物會引禍上身，50年代的一些與軍器無直接關係的物品也都繳交出來，軍方則照樣全收。由於“惡人”的標準，純屬當局的主觀認定，因此人人自危，什麼時候會成為“惡人”，誰也不敢保證。“清鄉”的時間很長，幾乎延續到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逃臺，與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代相銜接。

在“2·28事件”中，究竟死傷多少？至今仍難有確切的數字，但死難者逾萬人是毫無疑問的。這是臺灣現代歷史上的一大悲劇，是國民黨專暴、殘酷統治在臺灣的寫照，也是國民黨日後在臺灣失去政權的歷史根源之一。

難以撫平的歷史傷痕

“2·28事件”是臺灣民眾反對國民黨反動政權腐敗統治的一種自發性的群眾反抗事件，屬於當時全國各省市反對國民黨殘暴統治、反對內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運動，其主要要求是打倒貪汙腐敗，進行政治改革，實行地方自治。但是國民黨當局卻給這個事件戴上“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叛亂罪名，進行殘酷的鎮壓，它給臺灣同胞心靈上造成的傷害是深遠的。

“2·28事件”後，臺灣地方勢力元氣大傷，已不可能再向國民黨挑戰，但國民黨的形象也在臺灣民眾中破壞殆盡。臺灣同胞的心底，自此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種子，這也成為威脅國民黨對臺統治的最大內在因素。雖然為了安撫臺灣同胞，國民黨派白崇禧、蔣經國等到臺“宣慰”，“2·28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