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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糧食價格上漲250倍，因無米可炊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對於臺灣米荒的狀況，戰後初期被派遣來臺的記者王思翔於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臺灣二月革命記》中這樣寫道：“臺灣本來是穀倉，1946年的年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尚有餘，但因軍用米佔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反而比上海還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誅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被飢餓所迫的人們，年輕的成為小偷強盜，女人當了娼妓，光是盜竊就使牢獄超滿額，收容人數超過平常的三四倍。”

據統計，1946年，臺灣兩季稻收成共640萬日石，臺灣本省所需食米為500萬日石左右，剩餘的足可以應付任何意外或災患。出於內戰的需要，國民黨政府把從臺灣徵收的大米和用肥料從農民手中換來的大米，全部運往蘇北和華北充軍糧了，這才是造成臺灣2月中旬米價再次暴漲與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於米價暴漲，大鬧米荒，臺北出現了一個“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在“2·28事件”的前二週（2月13日），即發生了臺北市千餘人，聚集於華龍山寺口，整隊出發遊行請願，要求解決米荒問題。

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臺灣也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陳儀接管臺灣後，雖然採取特殊政策，繼續使用原有舊臺幣，讓它和大陸幣制隔離，以避免受大陸經濟混亂的影響。然而，實際上，臺灣無法斷絕與大陸間的經濟關係。戰前臺灣銀行發行鈔票約8000萬元，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臺灣銀行總髮行額為14�3億元。陳儀來臺兩個月後，發行額劇增至20�8億元，1946年5月增至29�4億餘元，1946年底增至53�3億餘元，也即臺灣銀行的發行額，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隨著紙幣天文數字般的泛濫，物價當然也就猛漲起來。臺北市50種商品的批發物價指數，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臺北市一斤白米的價錢由1945年8月的二毛錢漲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漲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漲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價格上漲6�3倍。其中最慘的是農民，肥料價格上漲高達270倍。另外，由於當時臺幣與法幣採取的是固定匯率，即1元臺幣兌30元法幣，於是貪官汙吏、不法奸商和黑社會分子，便從各種渠道將法幣兌成臺幣，在臺套購物資，運回大陸高價售出，使臺灣的物資更加匱乏。

百業蕭條伴隨的是失業人口增加。由於統制經濟，剝奪了民間企業的經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聵無能、貪汙舞弊，致使大批官營企業或民營企業破產、關門，直接導致了經濟形勢的惡化。到1946年底，臺灣官營、民營工廠，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業。據1946年統計，臺灣失業勞動者已達80萬人，佔全島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後，約有數十萬的留日學生、退伍軍人、軍屬陸續返臺，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失業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會的重大壓力，社會治安迅速惡化，被生活所逼而淪為盜賊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發前的二三週，僅臺北市大同區一個星期之間發生的偷盜案就有數十件之多。

物資的缺乏，尤其是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與社會不安。此外，國民黨當局還漫天要價地向臺灣同胞徵稅，更使人民群眾怨聲載道。1947年2月中旬，由於糧食缺乏，各地發生了“搶糧暴動”。同時，島上街頭巷尾還出現了嘲笑國民黨政權的漫畫及宣傳。民間開始對國民黨的官員或士兵到酒樓、飯館白吃白喝進行抵制，甚至出現在大街小巷毆打“阿山”（外省籍的貪官汙吏）及在偏僻處搶奪軍人槍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蘇花公路上的一樁慘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蘇澳至花蓮的臨海公路上，一輛公共汽車在半途遇上一群軍人，這批軍人蠻不講理，要旅客下車，讓他們乘坐。司機和旅客不允，這些軍人便毒打司機，威脅乘客。司機見狀忽然改變態度苦勸旅客下車，司機駕駛滿載軍人的汽車急速衝向幾百丈深的懸崖絕壁，掉進太平洋。群眾集體反抗事件越來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發生在高雄市郊區灣仔區內的農民集體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頻頻發生勞工“反對解僱”的示威罷工，如臺灣鋼鐵公司、高雄制鹼廠、高雄水泥廠、臺北菸草公司、汽車司機等紛紛舉行罷工。甚至連公務員也為要求改善待遇、反對政府拖欠薪金而進行罷工或遊行、請願。學生們則進行罷課，學生的領導者甚至主張用實力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