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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出5期，就以“煽動叛亂”罪名而被查禁，有關人員被逮捕。

與此同時，國民黨利用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大辦黨營文化出版事業，企圖實現壟斷。50年代初，張其昀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時，一手操縱成立了“中國新聞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應社”、“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等文化出版機構，出版發行《中國一週》、《新思潮月刊》、《學術學刊》、《國事叢刊》等刊物，並出版《現代國民基礎知識叢書》等300多種。這一切使得“黨義書籍充斥書肆，###八股滿天飛。”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氣沉沉。

對於個別知識分子偶爾迸出幾點思想火花，或發出幾聲吶喊，也會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驚慌失措，便大加打壓，使得文壇奇案接二連三發生。

“胡適被批案”。胡適是現代中國的大學者，曾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國成立時去了美國。1958年蔣介石請胡適回臺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儘管蔣介石為表示對胡先生的歡迎，甚至願意用自己的稿費來替胡建造公館，可是這位大學者到臺灣後，時刻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政治民主作為衡量國民黨政權民主程度的標準，屢屢發表譴責國民黨當局害怕民主、壓制民主、反對民主的談話。結果，他的文章和談話經常成為臺當局觀察和輿論管制部門批判的主要目標。1961年冬，胡適在歡迎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代表團”時，稱如今臺灣的民主還不如當年他所處的北洋時代，結果遭到國民黨當局規模最大、調門最兇、也是最後一次圍剿。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參加一次“中央研究院”的酒會時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雷震組黨案”。雷震早在“護法北伐”期間就已加入了國民黨的前身之一“中華革命黨”，以後出任過“國民黨參政會秘書長”、“國民大會副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去臺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1949年11月20日，他與友人在臺北創刊《自由中國》半月刊，經常對國民黨的專制和蔣介石的獨裁進行比較隱蔽、相對含蓄地批判。最讓臺灣當局不能容忍《自由中國》和雷震的有三條：一是10年來始終不懈地對臺當局的每一項專制措施和壓制民主的政策都要進行評論；二是對蔣介石違反“憲法”，在第二屆任期期滿後又變為“終身總統”等進行冷嘲熱諷和含沙射影式批判；三是準備衝破黨禁，公開組織“中國民主黨”。1960年9月4日，臺灣“警備司令部”對雷震等人採取行動，《自由中國》和籌組“中國民主黨”的活動被鎮壓下去。

控制社會輿論（2）

“殷海光事件”。殷海光是著名哲學家金嶽霖的弟子，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系、科研所哲學部，專門研究邏輯學，1946年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的主筆，後主編《青年週刊》。到臺灣後，應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邀請，到該校哲學系任講師、教授，並對國民黨政權的認識產生質變，更多從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探討國民黨政治，開始批判國民黨專制與蔣介石的獨裁。關鍵性的一步就是參加《自由中國》編輯和撰稿隊伍，併成為其中寫稿最多、批判國民黨當局最有力的人之一，被稱為《自由中國》的臺柱子。在60年代前期發生的震動臺灣文化和知識界的“中西文化論戰”中，殷海光為李敖出謀劃策，潤色文章，被御用文痞們罵為“文化暴徒、西方人的豪奴惡奴”，搞“知識詐欺”。國民黨當局雖然沒有對他下毒手，可是臺灣大學按照有關方面的指示，辭退了這位教授，剝奪了他上講臺的權利，查禁他寫的《中國文化的展望》等書籍。

“柏楊案”。柏楊原名郭衣洞。50年代初期就開始發表小說，60年代又包下《自立晚報》的“倚夢閒話”專欄，撰寫雜文，到入獄時先後出版了9本小說和21本雜文集。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國》事件後，柏楊繼續運用文學和藝術方式對當局的專制、保守、僵化統治展開批評。針對蔣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他在1968年1月3日，《中華日報》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畫，內容描繪了水手卜派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小島上，兒子對卜派說：“爸爸我也選總統。”卜派怒斥：“老爸沒死，還輪不到你。”父親發表競選演說時，還以“全國軍民同胞……”開頭，翻譯人正是柏楊。這幅寓意深刻的漫畫，立即引起轟動。1968年3月4日，臺灣“警備司令部”以“侮辱元首罪”逮捕柏楊，並交付給讓人生畏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被判處死刑。審判結果震驚了島內外，尤其是國際社會，紛紛出面譴責，案犯本人也提出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