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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及12至15年有期徒刑不等。1953年5月28日,出身嘉義市的青年張棟材,揹著“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的罪蔣宋夫婦野餐即景名,在晚春的臺北馬場町刑場凌晨被槍決。
由臺灣學者藍博州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記錄了許多幸存者的回憶,其中就義者郭琇琮的妻子林至潔說:“當時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槍斃。這些人被抓出去時都很鎮定,他們不是呼口號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呼的口號就是‘共產黨萬歲’或‘毛澤東萬歲’、‘中國民族萬歲’。只要窗戶關了一半,不讓我們看,我們就知道當天有人要被槍斃了。”
一位臺灣著名作家在《啊!那個年代,那些人……》一文中這樣寫道:“對在臺灣的事實與想像力中的中共地下黨恐怖掃蕩,集中、全面進行3年(1950…1953),估計被槍決的有3000到4000人,長期監禁和有期監禁者8000到10000人。但在實際上,以匪諜罪遭到形形色色的羅織坐罪的政治性逮捕、拷問和處決、監禁,終30年戒嚴時代未嘗中斷”。這些冤假錯案埋下了臺灣同胞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仇恨與長期不懈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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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社會輿論(1)
在“白色恐怖”的統治下,國民黨當局還加強了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扼殺自由、進步思想,打擊異己知識分子,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
總結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國民黨當局意識到必須控制文宣機器。退臺之初,蔣介石就提出要強化對教育的控制,“要建立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教育”。對此,臺灣教育當局制定了“民族主義的倫理教育、民權主義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義的科學教育”的三民主義教育方針。為了貫徹三民主義教育方針,對青年灌輸蔣介石所一貫宣揚的民族倫理道德,即“禮義廉恥”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以倫理為出發點來啟發一般國民的父子之親,兄弟之愛,推之以鄰里鄉土之愛,和國家民族之愛”,規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4書作為大中學生必讀的基本教材,以控制檯灣青少年的思想。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向臺灣人民灌輸“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信念,極力吹捧蔣氏父子,宣傳“###”思想。
為防止大陸的訊息傳到臺灣,國民黨當局強迫有收音機的人進行登記。凡是想購收音機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稽核發給的準購證。一臺收音機每年交30元的執照費,還要貼足16元的印花稅,執照費和印花稅的費用達收音機價值的10%以上,逾期交納上述兩項費用的需加倍處罰。凡是出售無線電器材、收音機和收發報機的單位,一律要將器材名稱、數量及存放地點,詳細填表後交“保安總司令部”。與此同時,一些關於收音機知識方面的書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華南書局出版的《音響擴大機》、《初級短波收音機》、《簡易交流式收音機》等書遭禁,其藉口是“向不法分子傳授收音機知識,竊聽毛匪廣播。”
對於這種種愚民政策,島內許多人十分反感,並不斷提出質疑。部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暗中收聽祖國大陸的廣播,秘密傳閱毛澤東著作和各種進步書刊。有人甚至給蔣經國寫信提出種種疑問:既說共產主義“違反人性”,為何世界各國紛紛與中共建交?既稱中共“亂象叢生”,為何統治大陸近30年未見崩潰?民生主義在臺灣實施多年,為何還貧富懸殊?臺灣《大學》雜誌,於1973年8月發表文章《莫把###當作遮羞布》,對蔣政權的###宣傳進行猛烈抨擊。文章說:“很多見不得人的醜事,都借###的名義來做,###變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聯合報》發表文章認為,“###宣傳幾乎成了最枯燥的讀物,大多數人從不寓目”。蔣介石“保密防諜”的結果是,“越保密越洩,越防諜越多”。
國民黨當局對於任何報紙、雜誌、書籍都要進行檢查,稍有逾越或出軌行為就要遭到清算。1960年9月,《自由中國》因冒昧給蔣介石提了幾點建議,結果被以“掩護匪諜”和發表“###抗俄國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負責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自立晚報》因為刊載了對蔣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個月。以刊載幽默文章著稱的《人世間》月刊,曾因“幾次影射當局”而被停刊數次。專門談論時事的《時與潮》週刊,被指責為“煽動民間不滿情緒”,停刊1年,後又以“藐視法庭”罪名,受到警告。1975年8月創刊的《臺灣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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