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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第一次單獨面對面交談。一路上都是他在講，他說，世行是一個很偉大的機構，但是也面臨著實實在在的挑戰，他要對世行進行全面的改革，要重組管理班子。對於這一些，我當然不便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又過了一週，行長秘書來電話，告訴我，沃爾芬森要約我喝咖啡。

於是，在十二樓的行長辦公室，時隔半年，又一位世行行長向我提議，“有沒有考慮加入世行管理層？”沃爾芬森明確地說明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想法，他說，“路易給我留下一個條子，請你加入管理層。我覺得這個主意很好，你考慮過沒有？”

我坦率地說，雖然當時路易找我談了他的想法，但是他不久就過世了。

“我想再次重申這個建議，你是否有興趣加入世行管理層？”

我表示感謝他的信任，不過作為執董，我要先向中國政府請示彙報。

“請你儘快向你的政府請示，我想請你當主管人事的副行長。”

咋聽到這個職務，我不由的面露難色。根據我對世行15年的瞭解，和從管理層的接觸中，我總結出這樣的經驗，管人事的副行長因為得罪人多，從來沒有好下場。

沃爾芬森也看出了我的難色，他馬上說，“你好象對這個位置不感興趣，那麼讓你管世行的戰略和改革如何？”

我的身子震了一下，當即坦率地告訴他：“我對世行了解得不夠深入，要管理戰略和改革，恐怕不合格。另外，我才38歲，你不覺得太年輕嗎？”當時，世行的行長級官員平均年齡50歲以上，我是有這樣的疑慮的。所以才這樣問他。

在年齡問題上，沃爾芬森顯然不予考慮，他手一揮，乾脆地說“我30多歲就做投資銀行行長了，不到40歲就自己開公司了，38歲一點都不年輕。”

我開始喜歡起這個幹練通達的行長，我說，“我會好好考慮。謝謝你的看重。不過我個人的決定最終要服從於我的國家。”

沃爾芬森見我鬆口，也喜形於色，“你的國家一定會認為這是一件好事的。我不相信北京會拒絕這個競爭性的崗位。有人在世行擔任高階職位，對中國是一件好事情。”

走出行長辦公室的當天，我立即向北京報告了沃爾芬森與我的談話。過了幾天，急於搭建管理核心團隊的沃爾芬森又來催促此事。他說，“上次談話之後，我又想了想，如果你對管理人事和戰略沒有把握，路易的想法還是好主意，你可以來當副行長兼秘書長。這樣有兩個好處，第一，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包括處理與董事會的關係；第二，秘書長可以做為我的核心班子成員之一，可以更方便的幫助我做其他工作。”

我對副行長兼秘書長這個角色也比較滿意，當即回答他，“我如果來，當秘書長是最好的切入點，第一我比較熟悉世行，第二，可以更直接地幫助你，第三可以對銀行有全面的瞭解。我願意考慮，但要看我們國家的態度。”

就在這時，北京的答覆也來了，“可以考慮。”

1995年9月，沃爾芬森按計劃訪華，在與###副總理和時任的財政部長劉仲黎見面時，他分別單獨地向他們兩位提出了我的任職問題，兩人都表示同意。就這樣，我由中國執董轉任世行副行長兼秘書長。

這其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在沃爾芬森敦請我出任秘書長的時候，有人提醒說，早在1976年，當時的世行行長麥克馬納曼曾經有過一個規定，凡是執董轉任世行職員，必須“冷卻”一年。也就是任何執董在離任一年內不能到世行任職。沃爾芬森為此專門與世行的法律總顧問埃及籍的希哈塔（Ibrahim　Shihata）協商，總顧問的回答是，這個人如果是章晟曼，能辦成；你可以要求一個“豁免”，因為他在執董們中的聲望很好。

沃爾芬森還不放心，又去找董事會的兩個召集人協商，一個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執董，一個是荷蘭的執董，他們都表示支援“豁免”。荷蘭的執董在離開行長辦公室後，還興高采烈地徑直跑進我的辦公室來表示祝賀。

1995年11月　1日，沃爾芬森正式向執董會宣佈新搭建的世行七人核心管理團隊，我以副行長兼秘書長的身份在列。從這一天開始我成為了世行第一個擔任此職務的東亞人，也是當時世行史上最年輕的副行長秘書長。沃爾芬森在任命通知中特別寫道：“眾所周知，章的任命與70年代初麥克納馬拉行長的一個規定有衝突，此次我與執董會進行了溝通，作為一個特例獲得豁免······”

沃爾芬森選我做他的副行長兼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