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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來說，沃爾芬森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我與他的第一次會面還是在他的行長選評期內。那是1995年4月初，美國執董為了讓各國執董對行長候選人有一個直接的瞭解，便在離世行不遠的，著名的水門飯店，安排了一個沃爾芬森與各國執董見面的午餐會。餐間，沃爾芬森對大家說：“你們在世行問題上，有什麼建議可以向我提出來。”

有些執董將這句話當成沃爾芬森的一句客套話，而我則覺得他或許真的需要一些有價值的建議。於是，我便寫了一封簡訊給他。

信中，我提了六條建議，包括強調世行的宗旨是發展而不是搞政治；我還建議要處理好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關係；資金的支援與政策要並重；不僅要讓發展中國家還要讓發達國家瞭解世行，以保證業務和政治上的獨立性，等等。沒料到，幾天後沃爾芬森專門給我回了信，他寫道：“你說的觀點很中肯，我完全同意，我上任後期待你的支援。”事後顯示，我的這次舉動顯然給初入世行、由商業投資領域轉入公共金融服務機構的他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1995年6月1日，沃爾芬森正式走馬上任。碰巧，他上任的第一個會議，便是主持例行的執董會，而討論的議題是對中國的援助計劃。按世行的會議慣例，代表國家的執董可以先說幾句。我的發言主題是“相互理解是合作成功的基礎”。關於這個命題我已經思考了很久，並形成了自己具體的觀點，不過我當時並沒有特意準備演講稿，只是在發言中重點地談了一些普遍性的觀念。我希望在這個場合，讓新上任的行長對這些題目有更廣泛的認識。我的發言簡短，但重點突出，在與會的執董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鳴，很顯然大家也希望在這個特殊時刻的會議上，讓新上任的行長更多地瞭解世行。隨後發言的執董們有的也準備了講稿，但他們都不再照本宣科，而是圍繞我講的幾個要點各抒己見。

我講完話後，沃爾芬森的助理突然跑到我的身後，遞給我一張沃爾芬森親手寫的小紙條，我雖然看不清楚他潦草的字，但理解其大概意思：“能否把你剛才的發言稿給我？”我當即在條子上寫了回覆：“對不起，我沒有發言稿，只有談話要點。”

誰知道，會議一開完，他的助理又找到我，遞給我三張紙。原來，沃爾芬森特意要求工作人員把我的發言記錄逐字逐句中迅速整理了一份完整的發言稿，他拿走一份，並影印了一份給我。

下午，是沃爾芬森上任後的第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有記者問及他對世行的發展有什麼戰略上的思考。沃爾芬森全面地引用了我上午的那個發言，他也不“貪人之功”，而是直接地把我點了出來，他說，“今天上午，我聽了世行中國執董的一個發言，他認為，世行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應該是相互學習信任和了解的過程；世行的發展性合作，要有比較長遠的觀點；發展問題歸根到底，根本靠本國自己······這些觀點恰恰是我同意的觀點。”

當世行的一些管理人士把沃爾芬森在記者招待會上的這些講話轉述給我的時候，我的心裡砰然動了一下。

很顯然，我已經進入到沃爾芬森考察的視野之中。後來我才知道，普萊斯頓在去世前曾經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了一月份他與我的那次短暫交談的記錄。

為了更廣泛地接觸世行員工，更好地瞭解世行，善於言談的沃爾芬森採用了頻繁會見員工的辦法，他總是開各種形式的職工聚會（townhall　meeting），在這些半正式的場合上與職工接觸交流。7月的一天，他打電話給我，“我下午要開一個townhall　meeting，你能不能也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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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世行：從中國執董到秘書長（2）

我馬上聯想到我的身份，“我是董事會成員，參加員工會議，恐怕不好。”

“你做為董事會成員也要了解員工在想什麼的呀。”

我說，我考慮考慮。

下午，就在聚會前的十分鐘，他又給我打電話：“我就在樓下進門的地方，你想的怎麼樣？我在樓下等你。你快來吧”

沃爾芬森的這一招弄得我一點退路也沒有了。我下去的時候，他已經信心十足地等在那裡了。

我們一起走過馬路到另外一幢樓去參加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