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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就足以挽救一個國家。”在整個50年代，他把超過四分之一――總額為20億美元的世行貸款都投入到了大壩專案中，在他的積極倡導下，很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都相信，“一座大壩比幾千所學校或幾千臺水泵更能標誌一個國家已經進入了現代社會。”尤金·布萊克是真正為世行帶來榮譽和前景的英雄，到他離任的時候，世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口碑最好、贏利最多、影響最大的開發機構。他的繼任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因循了“大壩規律”，到1989年，世行已經向93個國家貸款280億美元，修建了600座大壩。

然而，從90年代開始，由於各種原因，包括債務危機、財政危機、私人部門參與、市場創新、發展範例的轉變等等，世行的基礎設施投資逐年減少。尤其致命的是，世行在全球各地建造的一些大壩最終被證明是一座座毫無用處的、醜陋的龐然大物，他們並沒有讓當地居民改善生活條件，反而砍伐了大批森林，破壞了生態環境，成為環保人士嘲笑和垢病世行的最好道具。

從銀行的業務結構來說，世行似乎也找到了一個更有前途的替代產品。自從80年代的拉美危機爆發之後，世行為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需要，首次引入了政策性調整貸款。這一措施迎合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宏觀經濟穩定的需要，其比例逐步增加，到90年代初，一般佔到世行全年貸款總額的25％左右。這種增長趨勢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突然到達頂峰。以至於到1998年、1999年，世行貸款的60％以上用於政策貸款，傳統的專案貸款減少到不足40％。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基礎設施專案好象成了一塊“雞肋”，從當時流行的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很多專家也認為，世行應該更多的專注於環境保護、教育衛生等領域，而把基礎設施之類的投資空間讓給日益活躍的私人部門。

這便是2002年，我坐在常務副行長辦公桌之前的一個概況。當我在這個椅子上坐定之後，我卻發現，情形似乎正在發生微妙的轉變。

在這一年，世行從一個炙手可熱的高峰一下子跌進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緣故，世行在1998年的貸款額從上一年的191億美元一下子猛增到286億美元，第二年更是上漲到290億美元，創下建行以來的最高記錄，可是隨著危機的消退，各國的政策性貸款需求迅速退燒，到2000年，貸款總額突然跌到153億美元，2001年也僅僅只有173億美元，這兩個數字均低於金融風暴前的水平，為過去十年的最低谷。

在已經萎縮的貸款總額裡，基礎設施專案的比例竟也同比下降，在2001年的資料中，這一部分只有53億美元，佔到總額的28％，與十年前的60％相比，整整減少了一半。

如果政策性貸款在短期內無法復甦，世行未來的貸款增長空間在哪裡？這是我當時必須直面的最嚴厲的問題。

教育衛生等專案的增多可以被寄予厚望嗎？從戰略和世行使命角度來說，這當然是十分重要的領域，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這些專案的數目雖多，平均貸款量卻很小、很分散。

我不得不把目光重新移回到了體量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身上。

同時，我還從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中，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在2000年，聯合國透過了《千年發展綱要》，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支援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這些發展目標要實現，如果沒有基礎設施是難以想象的。在《千年綱要》與世行的新增長點之間，我尋找到了趨勢上的共同點。我知道，這對於世行來說是一條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速做抉擇。

於是，我把我的想法在第一時間向沃爾芬森做了彙報。在分析了面臨的形勢之後，指出世行如果要避免貸款總額持續下滑的危險狀況，一定要加強對基礎設施的關注。

沃爾芬森認真地聽我的陳述。自從他上任以來，一直在強調對教育衛生等扶貧領域的支援，我的這一觀點聽上去似乎與他所倡導的有點差異。不過，他知道要擴大貸款的規模，我的看法是對的，而且與他原先的主張並沒有本質性的衝突。他告誡我說，“我們必須防止只要數量不要質量的情況重新恢復。”

我向他保證，我將保持均衡――有數量沒有質量的貸款，不會帶來經濟發展。

在取得沃爾芬森的支援後，我找來有關同事，商討如何實施這個特別的任務。

我首先要解決的第一個大難題是，如何轉變世行的觀念，讓所有職員理解我們要重新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