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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細緻而耐心地解答他們的問題，一再地重申世行的合作與開放承諾，並同意在10月的世行年會上專門為此召開一個專題會議。

午餐會從十二點一直開到三點，效果看來是令人滿意的。和處理普通人際關係一樣，在處理國際組織關係上，世行委派高階官員專程到歐盟的地盤來陳述政策聽取意見，這個謙遜的舉動似乎比政策本身更重要。

當晚我坐火車去倫敦。火車穿越英吉利海峽，三個多小時後到達倫敦。第二天清晨，我趕到國際發展署，素瑪副署長已經在辦公室等著我了，他還是強調兩週前在華盛頓提出的那個擔憂：“世行確保不與其他多邊發展銀行搶生意，不能引發惡性的貸款競爭。”

我帶去了預先研究出來的兩個辦法：“第一，增加交流，建立高層溝通機制；第二，世行駐各個國家的國家經理在起草貸款戰略時，將與各發展機構駐當地代表就領域分工進行充分的協商。

素瑪聽到這兩個辦法，非常高興，他看到了世行的誠意。

之後，我又去了英財政部和英格蘭銀行。作為世行的大股東，他們擔心的則是，一旦貸款規模加大，銀行會不會提出增資要求。另外，世行增加對中等收入國家的貸款，會不會擠掉私人部門的貸款機會。我請他們放心，世行從資本能力的角度來說每年最多可以貸300億美元以上，現在實際不到140億美元。即便增加到極點，與市場需求量相比，也是滄海一粟。相反，可以起到帶動支援的作用。因而，不會發出“擠出效應”，而能形成帶動，這才是世行的作用，是我們想要發揮的作用。

在倫敦的工作結束後，我與工作組組長一起又馬不停蹄地趕往日本東京。經過十三個小時的飛行，還沒有來得及把時差倒過來，我已經來到了大藏省的議事廳裡，我的對面坐著大藏省的副財長和他們的幾個助手。日本人感興趣的是，此次世行將支援這些國家的哪些部門，他們希望加大對基礎設施的專案貸款。日本一直對基礎設施建設很感興趣，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在這個領域有很強大的技術和裝置能力，在基建招標方面的能力也很強，另一方面，日本始終對基礎設施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很充分的重視，在這一點上，我們倒是不謀而合。

就這樣前後六天，我跑了三個重要的國家，實際上在地球上轉了一圈。那幾天我覺得自己不是在天上，就是在車裡，不停的在與人交談。從布魯塞爾、倫敦到東京，馬不停蹄。

在我飛離日本的同時，我的同事――負責貸款戰略和國別服務的副行長亞當斯則按事先安排來到了巴黎、北歐和西班牙，與這些國家的財政部和發展合作部門當面協商。他們在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都有雙邊的發展規劃，同時，也是世行的重要股東。

10月，2003年世行年會如期在華盛頓舉行，我兌現了在布魯塞爾的承諾，組織了一個討論會，邀請了多邊和雙邊的高階官員，一起研討如何在支援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的問題上加強合作。

此後兩年，隨著戰略的調整和政策的澄清，世行在中等收入國家的貸款數量開始逐漸復甦，到2005年，達到了136億美元的規模，比五年前增長了將近40億美元。

然而，爭論始終沒有停止。焦點並不在各國的需求上，而在於對世行屬性的判斷上。世行應該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哪裡？是應該錦上添花還是雪裡送炭，或兩者兼而有之？世行怎樣才能履行其支援發展、減少貧困的全球職能？事實上，關於這一些，從凱恩斯提議建立世行那天起就開始爭吵了，而且看來還將持續地爭吵下去。在執董會，每當在討論那些人均收入超過5000美元的國家貸款專案時，有人就會提出這些問題，甚至，當討論給中國這樣的國家貸款時，因為其有鉅額的外匯儲備或能夠吸引可觀的國際投資，也有的執董會提出是否應該繼續貸款。

作為一位管理者，我的看法則是：

第一， 世界在不斷發展，發展始終是相對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這些概念本身也是相對的，核心是作為全球發展金融機構的世行，使命應該如何發揮和實現？

第二， 世行有獨特性，但畢竟也是一個運營性機構，同樣存在一個正常運作的問題，如果業務時高時低，不能穩定發展，勢必對機構從人員到預算的管理造成困難。

環球斡旋：重新擴大硬貸款（4）

我的觀點可能很務實。然而，無論誰坐在世行常務副行長的這個位置上，都會這樣思考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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