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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連保監會也沒預料到，中國再保險市場的開放會“被迫”來得更快、更猛烈。2001年9月12日，中國加入WTO的申請獲得透過。中再獨享法定分保蛋糕的“特權”失去了存在的基礎，2002年透過的《保險法》修正案，為這一變化加上了鋼印。

市場開放的洪流不可阻擋。甚至連馮曉增本人也在2005年6月“下海從商”，從保監會副主席轉任香港的中保集團董事長，從監管者變成被監管者。

對於中再而言，失去法定保險就像昔日中國企業改革打破“鐵飯碗”，其彷徨和無助可以想象。

其實，中再的困境不限於業務。2000年4月，中再的註冊資本為30億元，但是，“實收資本沒有全部到位”。至2001年，實收資本只有13億元，資本公積為3。15億元。

一半以上的資本成為空賬，中再其實是一個資本發育不良的早熟孩子。缺少資本，中再就無法提高承保能力，擴大業務的規模。同時就短期而言，期望財政不斷補充資本金亦是空中樓閣。

引入資本迫在眉睫。

2000年，中再曾經提出過一個有趣而大膽的設想——把“客戶”變成股東，用股權鎖定利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現在回首，這個設想似乎有點天真。因為公司有大有小，有國有也有民營，各自的訴求並不相同，用類似行政的手段去解決一個商業問題，難逃以偏概全的困境。

事實的程序也表明，這一設想無疾而終。但是，該設想並非完全被拋棄，最後的股改中，中再的確引入非金融的民營資本。

2000年8月7日，中再出爐了第一套方案。該方案和之前的設想類似，包括財政持有的國家股、國內各家保險公司參與的法人股、向社會公眾和非保險企業發行的公眾股。第一套方案獨特之處在於，擬在公眾股中劃出10％由中再公司的職工認購，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特色的內部職工股。實際上，不管職工股，還是管理層持股，因為涉及敏感的國有資產問題，在中國的金融改革中常常不能公開實施，即使實施之後，也可能為將來埋下地雷，甚至成為私分國有資產的罪狀。

這也成為中國金融產權改革的一個敏感的雷區。顯然，第一套方案的“餅”因為誘人而吃不到。

2001年4月24日，中再提出第二套方案。

首先是對中國再保險公司現有的資產、業務、機構、人員進行剝離重組，改組中國再保險公司為“控股公司”，同時，控股公司與其他保險公司和非保險企業共同發起設立中國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之後，股份公司實現國內上市，發行公眾股。

第二套方案中，內部職工股不再提及。

雖然第二套沒有進一步的音信，但是巧合的是，它卻和人保最終的改制方案類似，因此，很難說是這一方案產生了影響，還是互相影響。此為一個意外的插曲。

一年之後，中再設計了第三套方案。內容大致為，中國再保險公司組建為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以投資人和主發起人的身份控股設立中國財產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信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安”後更名為“大地”），後者為財產險（直接）公司，同時全資擁有中國保險報社、控股華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參股中國保險管理幹部學院。

該方案和隨後國務院批准的方案相去不遠，成為中再“一拖六”模式的雛形，也是中再所謂“二次創業”的起點。

2003年農曆羊年春節前夕（據稱是農曆壬午年臘月廿八日），1月31日，國務院批准中再股份制改革方案。

戴鳳舉形容，“我們面臨的形勢就像1949年初解放軍即將進城一樣”。“進城”前的10天，1月21日，聽聞風聲的中國再保險公司成立股改領導小組，由趙鳳祥、姚和真、劉金屏、沈喜忠、張泓、周德英、蔣明、蔣誌喜、馮宏娟等9人組成，其中趙鳳祥任組長，姚和真任副組長。此外，劉金屏任中國信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籌建組組長，蔣明、和春雷任副組長。

這些人士成為決定中再走向的“關鍵先生”，其中數位人士先後任新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等。他們的命運沉浮成為觀察中再的一個視窗。

第三套方案的亮點是大地保險，中再以此挺進直接保險市場。該公司成為中再旗下最為鮮活的部分之一，其總裁蔣明原為中國再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被稱為“人保改良模式”的大地保險，吸引了大批原人保管理者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