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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許可權是不一樣的，任務也是不一樣的。州牧是“牧民”的官，丞相是“牧官”的官。當然，州牧也“牧官”（管理太守、縣令），但丞相卻不“牧民”。因此從制度上講，是兩個不同的職務。�

非常君臣（2）

但是劉禪卻把這兩個職務都給了諸葛亮。這就很有意思。我們不妨來總結一下：封武鄉侯，是賦予諸葛亮尊貴地位；開府治事，是授予諸葛亮獨立相權；領益州牧，則是授予諸葛亮牧民之權。這就等於是把整個蜀國從上到下都交給諸葛亮了。�

事實上諸葛亮不但位極人臣，而且大權獨攬。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劉禪繼位後曾明確表示：“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軍政要務都由諸葛亮處理，自己只擔任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如果說這話不見於正史，不一定靠得住，那麼，《三國志·諸葛亮傳》所云“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總是事實。�

這就幾乎和曹操一模一樣。曹操的頭銜和職務是什麼？武平侯（縣侯）、丞相（開府）、領冀州牧。諸葛亮呢？武鄉侯（縣侯）、丞相（開府）、領益州牧。這真是何其相似乃爾！不同的是，曹操的頭銜和職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弄來的，只有武平侯是漢獻帝自願封的，諸葛亮的頭銜和職務卻都是出自先帝和後主的本意。�

但是自願也好，被迫也好，劉禪和劉協這兩個皇帝，在本質上沒什麼兩樣，都是“橡皮圖章”。於是我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劉禪的感覺如何？�

我的看法是不爽。有證據嗎？有。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諸葛亮去世後，各地人民紛紛要求為故丞相立廟，不被批准。人民群眾只好在大街小巷“因時節私祭”。於是有人提出，處處立廟固然不必，立於成都則未嘗不可，然而“後主不從”。這事鬧得很僵，實際上已造成朝野對立，幸虧後來有人出來打了圓場。他們上表劉禪說，崇拜聖賢追思功臣，是古往今來的美德。何況諸葛亮功勳蓋世，王室倖存實在靠了他老人家。再說讓人民群眾在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巷祭”、“野祀”，也不像話。當然了，丞相的廟建在成都也確實不太合適，因為昭烈皇帝的廟在這裡。怎麼辦呢？辦法是就近（因近其墓），在定軍山諸葛丞相的墓前立廟（立之於沔陽）。同時規定，所有的人要祭奠諸葛亮，都只能到這座廟裡面去（限至廟），不能再隨隨便便“私祭”。也就是說，廟，還是要立的，但不能立在成都，更不能全國各地都是，只能建於丞相墓前。祭祀，也是能搞的，但不能想祭祀就祭祀，也不能隨便在什麼地方，只能到漢中的丞相廟裡去。劉禪這才同意（於是始從之）。�

上表的人是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不是什麼頭面人物。而且，細讀這封表章，也不難看出他們是何等地苦口婆心、討價還價、委曲求全。先是以古人為例（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後是為劉禪開脫（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最後提出一個後主可以接受的方案：規定只能在諸葛亮的墓前立廟和祭祀。你想，諸葛亮的墓遠在漢中的定軍山，又有幾個人能去？當然比屢禁不止的“全民私祭”更能讓劉禪接受。由此不難看出，劉禪對這事是多麼的不痛快。�

有人說，劉禪不批准為諸葛亮立廟，是有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禮法。《襄陽記》說得很清楚，“朝議以禮秩不聽”嘛！這話不通！習隆他們的表文怎麼說？大漢王朝四百年，因為一點點小德行小功勞，就樹碑立傳塑像立廟的多了去（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難道皇皇大漢從來就是不講禮儀規範的？既然小善小德尚且可以塑像建廟，諸葛丞相如此大恩大德，為他立廟怎麼就犯規了？再說了，劉禪也未必是什麼守規矩的人。孔明去世後，丞相制度就被他廢除，北伐中原也被他停止，怎麼就不能為諸葛亮破一個例？說穿了，就是他心裡不願意，小心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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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君臣（3）

因此我們要問第三個問題：劉禪為什麼不爽？�

也有三個原因。第一，形同軟禁。劉禪這孩子繼位以後，估計就再沒出過宮。直到諸葛亮去世後一年多，也就是建興十四年（公元236年）的四月，才去都江堰看了一次岷江，被陳壽鄭重其事地記錄在案（見《三國志·後主傳》）。眾所周知，都江堰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作為蜀漢王朝的一國之君，去視察一下是完全應該的，卻也遭到批評。胡三省注《資治通鑑》的時候就說，諸葛亮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