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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為什麼呢？走進他們的朝堂聽不到正義的聲音（入其朝不聞正言），走進他們的田野看不見健康的臉色（經其野民皆菜色）。是啊，這樣的國家，豈有不亡之理？就算諸葛亮再生，怕也無力迴天吧！�

所以，鄧艾和鍾會剛剛出兵，有一個名叫張悌的人就斷定蜀漢的必將滅亡。理由之一，就是當局窮兵黷武（玩戎黷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話，記載在《三國志·孫晧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裡，也記載在《資治通鑑》裡。張悌和薛珝都是吳人，他們預言蜀漢必亡，果然亡了。那麼，他們自己的東吳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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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迴天（7）

請看下集：風雲際會。

殊途同歸（1）

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在曹操、劉備、諸葛亮那裡同樣存在。因為魏、蜀、吳三國，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們也無意建立一個士族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建國之路不會平坦，也決定了他們的政權終將滅亡。那麼，他們的道路有什麼相同與不同，魏、蜀、吳三家又為什麼會同歸於晉呢？

上一集我們講了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這其實也是曹操、劉備、諸葛亮他們遇到的共同問題。曹操殺邊讓、殺孔融、殺崔琰、殺楊修，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都是這一矛盾衝突的表現。那麼，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為什麼都與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衝突呢？�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得先說清楚什麼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個家族，怎麼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為那時做官不容易。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說，在漢代，一個人要想透過正規途徑做官，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士人；第二，必須通曉經學；第三，必須被舉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這是德的要求。通曉經學也叫明經，這是才的要求。必須是士人，則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級的貴族。到了漢代，則變成了最高一級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種，即士農工商。士，就是士民；農，就是農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農民務農，工民做工，商民經商，士民讀書。士以讀書為業，其實也就是從事腦力勞動。換句話說，士，就是“腦力勞動者”，即“勞心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所以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們甚至無權做官。�

這樣一說誰都明白，當時能夠達到這三個標準的人還真不多。別的不說，光是通曉經學就很難，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書讀，都讀得起。如果還要求什麼都不做，專門只讀書，那就更難。因此，只有那些有書讀，讀得起，讀得進，讀得好，而且並無其他職業（農工商）的讀書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須讀書，讀書為了做官，讀書與做官就變成了一件事，變成了職業。一個家族，如果以讀書做官為職業，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讀書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讀書為業的，差不多也都世代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見，所謂“士族”，就是由於世代讀書做官，而從平民階級中分化、產生出來的特殊階層。他們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壟斷仕途，控制輿論，變成豪強。士族為什麼能壟斷仕途呢？因為一個人既然是有條件讀書的，又做了官，他們的子孫後代自然也比別人更有條件讀書，更有條件做官。即便讀書人多起來了，祖輩、父輩做過官的人，同別的讀書人競爭，總要容易些。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這樣一來，做官的名額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壟斷，或者壟斷某些官職。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一個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薦權，可以推薦別人做官。推薦什麼人呢？兩種人。一種是自己人，還有一種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讀書人。這些人做官機會較少，一旦被推薦，一般都會感恩報恩，甚至與推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從屬關係，情感上發生父子關係，成為他們的“非血緣關係家族成員”。一個人，官越大，推薦權就越大；做官的時間越長，使用推薦權的機會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會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這些“門生故吏”也可以推薦別人做官。但他們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門生故吏”，那麼，他們在行使推薦權的時候，當然要看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貢獻若干名額作為報恩。因此，一個家族的“門生故吏”越多，他們掌握的推薦權也就越多。時間長了，也就壟斷了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