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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運氣了。�

蜀漢政權既然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那麼，對於這個政權的性質，劉備心裡恐怕並沒有底。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他其實是一個“不具有明確戰略思想的隨波逐流的人”。好在劉備聰明。他一直盯著曹操，然後反著來（劉備曾經對龐統說“每與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劉備就來個繞道而行，儘量避免與士族發生正面衝突。《三國志·先主傳》曾高度評價劉備入蜀以後的人事安排，說董和、黃權、李嚴是劉璋的舊部，吳壹、費觀是劉璋的姻親，彭羕曾受劉璋的排斥，劉巴則為自己所忌恨，卻都安排在顯要的位置上（皆處之顯任），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盡其器能），結果是“有志之士，無不競功”。�

諸葛亮治國，就更多可圈可點之處。我們在《情天恨海》和《無力迴天》兩集講過，諸葛亮執政後，實行依法治國，依法用人，結果政府裡面沒有貪官汙吏（吏不容奸），每個人都勤奮向上（人懷自厲）。他又非常注意選拔使用本土人才，結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這也是有證據的。比如張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對諸葛亮讚不絕口。據《三國志·張裔傳》，張裔經常對人說，亮公頒發獎賞不會漏掉疏遠的人（賞不遺遠），執行懲罰不會偏袒親近的人（罰不阿近）；沒有功勞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無功取），雖有權勢也免不掉懲罰（刑不可以貴勢免）。這就是我們蜀國無論什麼人都會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可見，諸葛亮確實做到了公開、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領導下，蜀漢也成為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

那麼，三國當中，蜀漢為什麼又最先滅亡？�

也有三個原因。第一，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國理念，是依法治國。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這就和士族階級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豈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聲望、門第，完全“無法無天”。所以，蜀漢表面上是繞道而行，實際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能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麼抗爭得了呢？�

第二，蜀漢不但是一個“非士族政權”，而且是一個“外來政權”。這就不可能不與本土士族（益州士族）發生矛盾。如果蜀漢也像東吳那樣“本土化”，事情也許會不一樣。但是，劉備和諸葛亮卻都堅持“荊州集團第一、東州集團第二、益州集團第三”的組織路線。諸葛亮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漢政權還想方設法從益州豪強、士族身上榨取錢財，以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又針對所謂“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的情況，制定許多有針對性的法律，來鎮壓他們的反抗。由此可見，益州士族實際上被底層化和邊緣化。他們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與蜀漢政權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對立面”。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與蜀漢政權的利益並不一致，甚至矛盾衝突，也就不可能像江東士族那樣保家衛國，只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裡應外合。這個時候，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秀，再鞠躬盡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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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歸（7）

第三，諸葛亮過高地估計了他政治理想的號召力。他不知道（也許真不知道，也許裝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當年的曹魏，“興復漢室”也早就成為過時的口號。因為對於士族地主階級來說，實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東漢還好，他們為什麼還要“興復漢室”？反倒是堅持漢代制度的蜀漢，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會真正支援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國方略。他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來“解放”他們，以便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們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結了。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因此，他們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有衝突，有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苟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只有晉，才是完全徹底計程車族地主階級政權。�

公元263年，魏滅蜀；公元265年，晉滅魏；公元280年，晉滅吳。中國歷史從此在全國範圍進入士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