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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要知道，為了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政權，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捱了多少罵，殺了多少人，最後逼得他只能用“搞裝修”的辦法來“換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裝修好，就要辦“產權證”時，卻發現他要換的“柱子”變成了“地基”，甚至變成了房子的主體結構。你說，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該笑呢，還是該哭呢？�

殊途同歸（5）

曹丕接受陳群的建議，是因為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想通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范文瀾先生所說：“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毋寧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然而，曹魏畢竟是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權”。一旦改變性質，變成士族地主階級的，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計程車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終於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麼，孫吳和蜀漢又如何？�

孫吳和蜀漢原本沒有資格建國。孫權的父兄靠著武力搶了一塊地盤，但那在理論上只是帝國大廈裡面的一套公寓，孫權自己沒有房產證的。劉備就更可憐，不要說房子，連房間都沒有，只能借別人的住。他們能夠自己蓋房子，還得感謝曹操開了一個頭，也得感謝曹操為他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權和劉備採取了與曹操不同的建國路線和戰略方針。如果說，曹操是逆流而上，那麼，孫權和劉備，則一個是順勢而為，一個是繞道而行。順勢而為的是孫權。這就是“江東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講過，東吳政權的主體，原本是以周瑜為代表的淮泗將領，和以張昭為代表的流亡北士。這些人都是外來力量，黨羽不多，勢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為如此，孫權不能單靠他們來建國。單單依靠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東吳就永遠是一個飄忽的政權。因此，孫權只能“江東化”，也必須“江東化”。於是，他毅然將一部分政權和一部分兵權，分別交給了顧雍和陸遜。在孫權那裡做官的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子弟，更是數以千計。這樣一來，江東士族就和孫吳政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孫吳政權的利益，就是江東士族的利益。即便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東士族也要捍衛孫吳政權。這正是孫吳在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差，持續時間卻又最長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雙刃劍。“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孫吳政權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孫權害怕的。這就使得孫權內心分裂，心理變態，作風剛愎，作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集講的幾個案子那樣令人費解，恐怕就有這方面的原因。事實上，孫權臨終時指定的顧命大臣，一個大將軍諸葛恪，一個會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後代。孫權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東士族的。因此，孫權淫威獨擅，用刑嚴峻；東吳言路不通，離心離德。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北方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晉。�

如果說曹魏是“非和平演變”，孫吳是“本土化生存”，那麼，蜀漢就是“計劃外單列”。按理說，劉備原本是沒有資格建國的。他雖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將軍、豫州牧的頭銜，但那都是“空頭支票”，並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團，但“武士強謀士弱”（范文瀾語），成不了氣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時候，沒什麼人把他看作競爭對手。魯肅的“東吳版《隆中對》”，也只說與曹操、劉表三分天下。蜀漢，實在是“計劃外”冒出來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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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歸（6）

劉備居然成功，一半歸於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則要算他運氣好。運氣好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諸葛亮、龐統、法正的輔佐，“武士強謀士弱”變成了武士謀士都強；二是他的兩個同族——劉表和劉璋，武士、謀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謀士雖強而不能用，結果被劉備奪了地盤。當然，劉備能夠得到諸葛亮、龐統、法正的輔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賢如渴。但一個人再思賢如渴，也得有賢人讓他思、讓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運氣的成分。至於劉表、劉璋的弱，就完全是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