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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別想活命。”

這令人感到有趣，國共兩黨在狠抓情報、保衛工作上，也有異曲同工之處，都重視辦班。就在延安中社部、保安處大辦情報訓練班的同時，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在大辦情報訓練班！

可是，沈醉早期撰寫的《戴笠其人》，並未提到“漢中特訓班”。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後，沈醉的文章中才有了線索。在《軍統對陝甘寧邊區的罪惡活動》一文中，沈醉記述軍統透過訓練班培訓特務，向延安派遣的情況。

抗日戰爭之前，軍統的前身是“特務處”。處長戴笠指示陝西省站站長馬志超專門培訓一批特務打入陝北蘇區。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內設立一個“特警訓練班”，培訓了五六十人，其中薛志祥等幾個人混進蘇區，但無法紮根，不久就撤出了。還是共產黨的叛徒有辦法，張國燾進入軍統後，向戴笠提出一個建議：共產黨重視青年學生，正在大力招收知識分子，國民黨也應從培訓學生入手，以期打入中共。於是，軍統開始重視吸收學生加入特訓班。軍統特訓班的畢業生，有些分配到淪陷區做抗日諜報工作，有的分配到國統區以警務等公開身份掩護做特務工作，有的留在軍統本部工作。最為隱秘的一批，則是派到共產黨的根據地潛伏。

怎麼打入延安，是這些特訓班的主要課題。張國燾撰寫的教材，主要是介紹中共上層情況，對於間諜行動沒有多大意義。戴笠就指示，凡是去過延安的特務，都要撰寫一份“怎麼打入邊區”的文字材料，寫清楚自己去的經過、注意事項和打入辦法。軍統的基本特務之中，去過延安的有秦某、賴國民、沈之嶽等人。沈之嶽先後去過兩三次，在抗大還加入了共產黨，在軍統之中大為走紅。

軍統榆林站曾經培訓學員打入延安，但是很快都被邊保捕獲，而且公開送回國統區，弄得戴笠十分尷尬。

沈醉和軍統西北區的幾個負責人私交很好，瞭解到，西北區派往延安的特務大多是蘭州訓練班畢業的學員。軍統蘭州特訓班，有諜報系、警政系、電政系、外事系、邊疆系、軍事系，前後培訓5期，畢業學員兩千多人。蘭訓班的培訓目的就是打入陝甘寧邊區，選擇的學員大多是西北籍貫，有老家或親友在邊區。這些特務進入邊區並不很難，但是電臺帶不進去，發展組織和搞破壞活動就更難。

戴笠不知，蘭訓班難以成功還有一個關鍵因素：邊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蘭訓班成為內線，許多同學早就被揭發了！

繼續細讀文章，發現沈醉這次提到漢中特訓班！

“另一個是設在漢中的西北特偵站，站長程慕頤是我過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這人一向做對中共的工作，抗戰前曾打入過上海的江蘇省一個地委組織，後來將這個組織破壞了。抗戰時便派他去漢中主持西北特偵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務打入延安‘建組’沒有成功外，還辦過小型訓練班。當時從公路去延安的愛國進步青年被軍統的檢查所（哨）扣留後，曾交一些給他訓練。透過一段時間毒化教育後，才又派這些人混進延安。聽說大部分的人都向邊區政府自首，只有極個別的替他蒐集過一些情報。”

儘管沈醉的記述並不完全準確，但是，這個漢中特訓班卻得到國民黨方面的證實！①

1992年在臺灣出版的一本書終於寫到這個班，不過，名頭是““西安特偵班”：“1939年成立，設在陝西漢中，1942年遷到西安，改稱西安特偵班。戴笠兼班主任，以特偵站站長程慕頤兼任副主任，學員來源一部分是由戰幹四團挑選來的，一部分是由蘭州訓練班挑選來的，每期人數三十人，訓練期滿派在特偵站工作。”

這就從臺灣方面證實了這個“漢中特訓班”的存在。有趣的是，這段文字沒有寫明這個班畢業學員的真實去處是延安。②

爬梳手頭材料，作者發現，原來是自己不熟悉情況搞錯了。

領導軍統漢中特訓班的是程慕頤的西北特偵站，而不是程一鳴的西北區！抗戰時期，軍統數次調整針對陝甘寧邊區的特工部署。1934年成立陝西站，1935年成立西北區。這個龐大的西北區下設五個省站；統管對陝甘寧邊區的特工。1936年西安事變摧垮了軍統西北區，之後的國共合作又使軍統不好大肆活動，於是軍統就隱身在西安行營、天水行營之中開展工作，後來又分設晉陝區和西北區。所以，西北區負責人程一鳴並不一定能知道晉陝區的西北特偵站辦了一個漢中班。程一鳴的文章沒有提到漢中特訓班，只是證明程慕頤的保密性相當強，連同事都不知詳情。這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