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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納克？我們向書致上的敬意僅僅為了說明，當代科技不足以剝奪書的聲譽。我們也許還應該從某些方面說明，這些科技號稱能夠帶來的進步只是相對的。讓—克洛德，我尤其想到你剛才講到的雷斯提夫的例子，他在清晨印刷自己夜裡見證的事件。

卡里埃爾？這是不可否認的成就。巴西大收藏家胡斯·曼德林向我展示過一個葡萄牙文的《悲慘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約熱內盧印刷出版，也就是說和法國初版同年。僅比巴黎版本晚兩個月！雨果還在寫作的時候，他的出版商黑澤爾就把書分章寄給國外出版商。換言之，這部作品在當時已經接近今天暢銷書的多國、多種語言同步發行。有時候，相對化我們所謂的技術壯舉還是有用的。在雨果的例子裡，古代的效率高於今天。

母雞用一世紀學會不過街（4）

艾柯？同樣的，亞歷山德羅·曼佐尼在1827年出版《約婚夫婦》大獲成功，這主要歸功於世界各地的三十多種盜版，他本人從中沒有賺到一分錢。他想和都靈木刻畫家科南合作出個插畫版，由米蘭出版商拉達利出版，並實行分冊監督。有個那布勒斯的出版商每星期盜版一次，他的錢就這麼給賠光了。這再次說明，我們的技術壯舉只能是相對的。還有很多別的例子。早在十六世紀，羅伯特·傅勒德一年要出版三到四本書。他住英國。書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收到清樣，修改，稽核木刻插畫，重新寄回……只是，他怎麼做到的呢？這可都是些帶插畫的六百頁的大部頭！我們不得不相信，當時的郵政運作比今天暢通很多！伽利略與開普勒、與他同時代的所有學者通訊。他總是能立即獲知最新的發明。

不過，我們的對比似乎在偏袒古代，也許應該折中一點。六十年代我當編輯時請人翻譯索拉·普賴斯的《小科學、大科學》。作者在書中利用資料證明，十七世紀出版的科學著作正好是一個優秀的科學工作者可能掌握的數量，而在我們今天，同一個科學工作者甚至不可能瞭解在他的研究領域裡所發表的所有論文的摘要。儘管擁有更有效的通訊方式，他也許也不再擁有和羅伯特·傅勒德一樣多的時間，以著手進行那麼多的出版計劃……

卡里埃爾？我們利用隨身碟或其他方式存資料帶回家。這種做法並不新鮮。十八世紀末的貴族們外出時，把旅行讀物裝進小箱子裡帶在身邊，三四十冊，全是小開本。他們與這些正直的人必須具備的知識形影不離。這些圖書當然不能以千兆來計算，但原理一樣。

為此，我想到一種很成問題的“縮寫本”。七十年代，我住在紐約某電影製片人為我找來的公寓。公寓裡沒有書，只有一架子“世界文學名著縮寫本”。這東西說來簡直不可思議：《戰爭與和平》只有五十頁，巴爾扎克全集只有一冊。我看得驚魂難定。文學名著全在裡頭，卻全都不完整，被刪了節。如此荒誕的東西需要多大的工程呵！

艾柯？其實有各種各樣的摘要。1930—1940年，我們在義大利有一個奇妙的閱讀經歷，叫“黃金比例”。那是一套分成不同年齡層的圖書。有七—八歲系列，八—九歲系列，一直到十四歲。整套書的插圖精美，全出自當時最出色的藝術家之手。所有文學名著都收錄在裡頭。為了適合特定的讀者群，每部名著均由一位出色的童書作家重寫。當然，這有點兒“皇太子專用”。比如，沙威沒有自殺，而只是辭職了。等我長大以後讀了原版的《悲慘世界》，才總算揭開沙威的真相。不過，我得承認，我還是能夠領略小說的精髓。

卡里埃爾？唯一差別：那個電影製片人的公寓裡的縮寫本圖書是給成人看的。我甚至懷疑，這些書只是為了被展示、被看見，而不是為了被閱讀。話說回來，刪節的事無時不有。十八世紀，德理伊神甫（abbé　Delille）最早把莎士比亞譯成法文，每一劇的結局都被改得合乎道德教化，就如你那“黃金比例”叢書裡的《悲慘世界》。比如說，哈姆雷特最後沒有死。除了伏爾泰翻譯的幾個片段（譯文相當不錯）以外，這個帶點兒香甜氣息的版本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