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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告訴我到哪裡可以找到一個名叫利·哈維·奧斯瓦爾德的人？到了這裡我就沒有繼續設想細節。我知道傑克和吉爾會相愛（畢竟，這是好萊塢），而傑克會最終說服她幫助他阻止奧斯瓦爾德刺殺肯尼迪——即便代價是她將成為一個被驅逐的人，無法回到自己的時代。他們將在22日早晨在奧斯瓦爾德帶著來福槍進入得克薩斯學校圖書存放處時伏擊他，將他捆起來，扣押上幾小時。可是，儘管他們的種種努力，一切卻沒有改變。肯尼迪還是被槍擊而死，而美國曆史連一個逗號都沒有改變。奧斯瓦爾德，那個自稱兇手的替罪羊，說的是實話。不管他有沒有開槍，他都不是參與陰謀的唯一槍手。因為吉爾現在不能回家了，而傑克愛她，不能忍受丟下她的想法，他選擇和她留在了1963年。在電影的最後一幕，他們毀壞了時空穿梭機，把它們埋在草坪下。然後，太陽在他們身後升起，他們一起走進了11月23日的早晨。兩個年輕人拋棄了各自的過去，共同去面對將來。當然，這完全是垃圾，最低階的幻想破爛，但我覺得它有可能成為一部電影，而我想做的只是，寫點符合他們想要的套路的東西出來。這與其說是糟蹋，還不如說是一種財政舉措。我不假思索地就想要接受寫作的聘請，以便能湊齊急需的一大筆錢。這是一個不太順的日子。從我無法推進手頭的故事開始，接著是張生紙店的歇業，再接下來是午飯時報紙上那條可怕的新聞。即便不為別的，考慮《時間機器》的事也在不知覺中轉移了我的注意力。格蕾絲八點半進門時，我精神好多了。桌子已擺好，白葡萄酒在冰箱裡冰著，煎蛋卷也可以下鍋了。我等她讓她有點吃驚，我想。但她沒說什麼。她看上去很疲憊，掛著黑眼圈，動作有點遲滯。我為她脫掉外套，馬上把她領進廚房，在桌邊坐下。“吃。”我說。“你肯定餓壞了。”我把幾片面包和一碟色拉放在她面前，走到烤箱邊去做煎蛋卷。她讚美我做得好吃，但除此之外，整頓飯的過程中就沒有說過別的什麼。我很高興看到她的胃口又恢復了，可同時又發現她和平常比起來有點心不在焉。我對她講起出門買透明膠帶的事和張生紙店神秘歇業的事，她幾乎不在聽。我很想告訴她人家想請我寫劇本的事，可又覺得不是時候。也許晚飯後吧，我想。接著我站起來準備收拾桌子，這時她仰臉望著我說：“我想我懷孕了。希德。”她的話脫口而出，如此突然，除了坐回椅子裡，我不知道做什麼好。“從我上次來月經快六個星期了，你知道我很準的，昨天我又吐了，你說還能是什麼？”“你聽起來好像不大高興。”我終於開口。“我不清楚自己的感覺。我們總說要孩子，可現在真不是時候。”“不一定。如果檢查結果是陽性，我們可以想辦法的。別人都這麼做，我們也不笨。格蕾絲，我們會有辦法的。”“房子太小，我們又沒有錢，我還有三四個月不能工作。要是你像以前那樣，這些還不成問題，可現在你不行。”“我不是讓你懷孕了嗎？誰說我不行？至少我的管道系統還是好的，不是嗎？”格蕾絲笑起來，“當然，你還能投票選舉呢。”“當然我行。”“一碼事歸一碼事。我們比從前大不一樣了。”“你可不要來真的。”“你說什麼？”“人流，你不是在想做掉吧？”

《神諭之夜》9（2）

“我不知道，那太可怕了。可是我們最好還是晚點再要孩子。”“結了婚的人不會殺死自己的孩子的，在他們彼此相愛的時候不會的。”“別說得這麼可怕，希德，我不喜歡。”“昨天晚上你說，‘繼續愛我，一切都會好起來。’這是我努力在做的。愛你，照顧你。”“這不是愛的問題。這是我們怎麼做才好的問題。”“你已經知道了，是嗎？”“知道什麼？”“知道你懷孕了。你不是猜想自己懷孕了，而是已經知道自己懷孕了。你什麼時候做的檢查？”從我認識她以來第一次，她在說話時背過臉去——無法面對我，對著牆說話。我捉住她說謊，她太窘了。“星期六早上。”她說，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比耳語大不了多少。“那為什麼不告訴我？”“我不能。”“不能？”“我很受打擊，不想接受這個事實，我需要時間來消化它。我很難過，希德，我真的很難過。”我們又談了兩個小時，最後我消除了她的抵抗情緒，不停地勸解直到她屈服，答應留著孩子。這也許是我們一起經歷過的最艱難的鬥爭。從任何實際的角度考慮，她的猶豫都是對的，但她的疑慮中的理性似乎觸發了我心裡一種病態的非理性的恐懼。我用非常情緒化又毫無意義的話語不停地辯駁。說到錢的問題時，我提到了劇本和我正在藍色筆記本上勾畫的那個故事，卻忽略不提這第一件事才只是個試探性的詢問，將來做的希望很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