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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藉瞻後效，而示逾格之寬仁是否可行？理合備文呈請，仰祈鑑核施行。”這一場“審張”、“赦張”又“管束”的戲，實際上是給蔣介石一個體面的下臺階。

為了使西北有一個安定的局面，蔣介石於1月7日由溪口致函張學良說：“中在鄉醫囑靜養，山居極簡，略癒準當約兄來此同遊。關於陝甘軍事善後辦法，中意：（1）東北軍應集中甘肅，其統率人選，可由兄推薦一人，前往率領，免使分散，以備為國效命。（2）（楊）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綏靖職務，可囑其與墨三（顧祝同）切商辦法，應照已發電令辦理。請由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將領，勉以切實服從中央命令，不可再錯到底，如是不但部隊與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國自救也。尤須使虎城知全國公論，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職留任，而對部隊又妥為處置，備極寬大，若再不遵中央處置，則即為抗命，國家對於抗命者之制裁，決不能比附於內戰，而且中央此次處置，全在於政治，而不用軍事，亦已表示於國人，故彼等必須立即決心接受，不可有絲毫猶豫，方為自救救國之道。知兄近日關懷時局，必極望早得妥善之解決，以利國家，務望即以此意剴切函告虎城及各將領，使之安心遵從命令，兄如有所見，並請酌為補充。”

14日，蔣介石在溪口覆函楊虎城說：“米主任來奉，詳誦來書，藉悉一是，漢卿兄問題，中已於志剛同志帶奉函中詳述之，此時為國為友為公為私計，皆無回陝之理，明達如兄者當然能瞭然，望勿再以此為言，須知中與彼同一境地，中雖在鄉休假待罪，要知陝甘事變未了，與漢兄為國家計，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則國不成國，人亦非人，復何革命抗日之可言。茲為陝甘袍澤與革命前途計，漢兄特提二案，對兄等之意見，決不抹煞，望兄以國事為重，應知革命創業之艱難，歷史養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覽察，餘托米主任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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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蔣介石再詳函楊虎城，指責楊虎城說：“兄等依然固執己見，不察國家之需要與事實，有出於尋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測兄等近來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職，掩蓋國人之耳目，一方面則欲更進一步的割裂軍政，破壞統一，以造成西北為特殊區域，表面雖宣佈就職，較之未表示就職以前，其為患於國家者將更大，而自身之表裡不誠，將何以逃國人嚴正之責備。”他進而提出了三條意見：一是表示“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二是表示不能放張學良回陝，“陝甘之統一一日未復，即中與漢卿之罪責不得一日而卸除，漢卿深知此意，故並無回陝之請求而惟望問題之速了”；三是認為楊虎城的主張“何異將陝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異於要求中央放棄其國防建設與後方根據地”，要求楊虎城“即應簡單坦白，放棄錯誤，昭示誠悃，表裡一致，接受命令”。最後他又威脅性地說：“中正負疚之身，休假山居，本無任何之職責，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後不獨西北問題非中所欲置喙，即漢卿今後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願過問，追念多年患難與共之情，及國家不堪再誤之危況，輒不禁質陳所見，而致其最後之忠告，何去何擇，惟兄及東北諸將領共察焉。”★米★花★書★庫★&nbsp；http：//www。7mihua。com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蔣介石要陳布雷替他寫一本《西安半月記》，從1936年12月11日起記，直至記到12月26日。陳布雷在1937年的日記中說：“2月2日，蔣公赴杭州，餘與鄭醫師等同行，在杭州度陰曆年，闢室新新旅館，撰西安半月記。”《西安半月記》把每一天的主要活動記下來，把蔣介石的一些思想即內心活動也記下來了。這本《西安半月記》反映了蔣介石頑固地站在他固有的立場上，對西安事變提出這樣幾個結論。第一，認為這次事變是“幾搖國本”。蔣介石把這一事變列入“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變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規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程序，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第二，認為這次事變是“叛亂”。開始，蔣介石“猶疑為一部之兵變”或中國共產黨“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後來，蔣介石認為“此決非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再後來，蔣介石認為“此決非區域性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擾”。而且蔣介石把它同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