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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就算現在有兵有將，請問，如何才到得了上海？這不是你們一哭，我說一句話，便可成功的事。快請起來，從長計議。”

話責備得對，而且口氣也鬆動了，環跪在地計程車紳才遵命站起。曾國藩便吩咐請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門生來。

這人就是李鴻章——為了參劾李元度，李鴻章跟他的老師鬧得不歡而散，到江西閒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門大營那一場爭執，覺得自己也未免太魯莽了些，一則，到底是老師；二則，李元度也實在辜負曾國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誑報勝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祿而不忠人之事，寄身於敵人尾閭之間，真有點近乎無恥了。

這樣轉著念頭，便一直想回到曾國藩大營，只是苦無機緣，直到安慶克復，李鴻章才寫了封信去道賀，雖未提到想重投師門，但言外之意，以曾國藩的肯虛心體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夠默喻。

曾國藩對這位門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鴻章的年紀還輕，尚欠沉著，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歡“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談，在曾國藩看來，駁雜不純，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虛驕之氣。在營裡，李鴻章喜歡睡懶覺，而曾國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齊，才開早飯，逼得李鴻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諸如此類的“細故”，使得李鴻章對老師大為不滿，因而才有為李元度相爭，絕裾而去的結果。曾國藩當然瞭解他這個門生的心事，如今肯回頭相就，足見得他自己下過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說是“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同時關照糧臺匯了旅費到江西。於是李鴻章欣然到了安慶大營。

曾國藩會“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運，會發大財之類，而是看此人的氣色與氣度。一度不見，發覺李鴻章神情肅穆，勁氣內斂，大為安慰，留他在左右參贊軍務，大致布陳方略，有關安危大計的奏疏，都由李鴻章擬稿。這時江蘇士紳，哭求援師，該當如何處置，曾國藩也要找他來商議。

“是。”李鴻章聽老師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門生與江蘇諸公細談，再來回報。”

“好，好。你們先細談了再說。”

於是錢鼎銘便在李鴻章那裡談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戰火而帶來的畸形繁榮，五方輻湊，商賈雲集，巨室播遷，多挾重金住在夷場上，上海若為太平軍所得，曾國藩沿長江逐步肅清，進圍金陵的計劃，便很難收功了。

這番話使得李鴻章大為動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謂“善地”甚難——辦太平軍咸豐初年以前的軍務，完全不同。那時國家有大征伐，命將出師，儀式隆重，至於“人馬未動，糧草先行”，更不用專閫之將費心，朝廷會撥國帑，指派大臣，經紀其事。作統帥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辦太平軍，朝廷不責以時效，不遙為控制，進兵快慢，固可收發由心，就是喪師失地，只要是非戰之罪，亦可邀得寬典。這樣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間的大將，固然好當得多，但練兵、籌餉要靠自己，卻又比那時候的大將苦惱得多。

兵餉兩項，又以餉為根本中的根本。有餉無兵，像浙江這幾年的局面，是自貽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無餉，則孫吳復生，亦未見得能練成一支勁旅。現在上海有這樣豐厚的餉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為了。

但餉源雖厚，如果不能歸自己掌握，依然無濟於事。因而李鴻章接下來便想到上海的事權，以此向錢鼎銘詢問。

“江蘇現在吃虧的，就是雲集上海的大員太多，事權不一。

照規矩說，該歸薛中丞控馭一切，而其實上厄下制，少所作為。“

“上厄？”李鴻章詫異地問，“莫非何根雲還以江督自居？”

“雖不以江督自居，卻以蘇浙兩省的太上巡撫——”

據錢鼎銘說，薛煥與王有齡感念何桂清提攜之恩，庇護甚力，尤其是薛煥，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為何桂清請命，先跟王有齡合疏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朝命不許，從而單獨上奏，說嘉興方面的官軍將士，請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復蘇州，再進京伏罪，朝命又不許。但何桂清始終還在上海，薛煥僅是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費盡心血，對公事上，自然就顧不到了。

“那麼，”李鴻章又問：“受制於下，又作何解？”

這是指蘇松太道署理江蘇藩司的吳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關，餉源都握在他手中。吳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對軍務一竅不通，他的唯一辦法是用重金、募洋將，自從用美國人華爾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