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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上的江蘇士紳，則亦如王有齡一樣，苦苦乞援於安慶大營。但曾國藩始終表示心有餘而力不足，雖受無以為助。

第二章

安慶既克，曾國藩才開始認真考慮援浙及規復蘇常兩大任務。他一向的宗旨是：“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援浙之任，決定交給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國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當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羈勒，最好是給他一個不受各方牽制，可以放手去幹的局面，則以浙江的情況來說，他人視作棘手者，卻正好發揮左宗棠的長處。

規復蘇常之任，曾國藩覺得一時難有適當的人選，因為這個任務與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爛之勢，人人皆知事不可為，所以隨左宗棠怎麼去搞，都不要緊，大不了淪陷了再想辦法去克復。而援蘇常則必先保上海，託付不當，上海一失，則東南餉源，十失七八，關係太重，不能不格外審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軍如大旱之望雲霓，王有齡已經奏保左宗棠，並已表示願交出浙江軍務指揮的全權，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齡必會拱手讓賢，俯首聽命。而上海則不同，情況相當複雜，何桂清雖已革職，潛勢力猶在，薛煥駐上海當然要執行江蘇巡撫的職權，而蘇松太道吳煦，則成了“地頭蛇”，把持利藪，毫不放鬆。事權紛歧再加上洋務煩劇，即有精兵良將，能不能指揮如意，實成疑問。

其時恰好江蘇乞援的專使來了，而且來了不止一個，蘇松太計程車紳十幾名，學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國藩發兵不肯走。

這十幾名江蘇的紳士，為頭的叫錢鼎銘，字調甫，江蘇太倉人，他的父親錢寶琛，做過湖北巡撫。洪楊事起，奉旨在原籍辦理團練，錢鼎銘跟著老父在一起辦事，便耽誤了功名，從道光二十六年中了舉人以後，一直未能北上會試。

咸豐三年，小刀會劉麗川起事，攻佔上海，青浦的幫會頭腦周立春起而響應，一時聲勢浩大，連陷名城。錢鼎銘便招募團勇，配合官軍作戰，咸豐五年收復上海，平定小刀會，論功行賞，授職江蘇海州所屬的贛榆縣訓導。以錢鼎銘的才氣，如何肯屈就一縣學官？為了急於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戶部當主事。不久，因為丁憂回籍，三年守制家居之時，江南局勢已經大壞，大營再陷，和春、張國樑殉難，太平軍席捲吳中，江蘇巡撫退保上海，蘇松太一帶的紳士，亦紛紛避難，託庇於“夷場”。

但“夷場”不是久居之地，淪陷的家鄉，更渴望光復。眼看江蘇之後，浙江又幾乎全部落入太平軍手中，如果杭州淪陷，浙江的戰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傾江浙兩省的物力財力以圍困上海，則一隅之地，必難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養兵數萬的關稅、厘金為太平軍所得，一出一人，關係極大，那時要想回家就很難了。

於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蘇士紳，由團練大臣龐鍾璐召集會議，籌謀自保之策。江蘇的大員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蘇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現任江蘇巡撫薛煥、蘇松太道署理藩司吳煦，在江蘇士紳看來，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慶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擬議中的，向曾國藩乞援計劃，很快地成熟了。這個計劃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由龐鍾璐出奏，請派曾國藩分兵急取蘇常，同時由江蘇在朝的大老，如龐鍾璐的同鄉前輩、翁同壧的父親，大學士翁心存等人，策動朝議，責成曾國藩出兵，一面派專人赴安慶大營乞援。

但是道路艱阻，由上海西上，透過太平軍的重重關卡，到達安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會丟掉。如果出重賞招募一名勇士，間關投書，又怕不夠鄭重，曾國藩置之不理。就這為難的當兒，錢鼎銘慨然請行，有人領頭。事情便好辦了，一下子有十幾個自告奮勇。

他們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國輪船，平平安安到了安慶。一上岸就到大營謁見曾國藩，呈上龐鍾璐的親筆信，說是“上海餉源重地，請以精兵萬人，一勇將統之，倍道而來，可當十萬之用”。

“話是不錯。無奈無人可派。‘精兵萬人’，談何容易？”

聽得曾國藩這樣表示，錢鼎銘悲從心來，放聲大哭。他一哭，同來的人也哭，而且環跪滿前，倒像大喪舉哀似地，哭得滿營皆驚。

“請起來，請起來，有話平心靜氣地談！”

儘管曾國藩一再這樣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攙扶，無奈江蘇計程車紳，情詞急迫，竟似耍賴似地，非曾國藩點頭答應，不肯起身。

曾國藩可真有些急了，“諸公好不曉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