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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頭頂中央分開，輕輕飄在前額上。在這幅壁畫上，鮑羅廷的臉龐瘦削，坐在這輛赫赫有名的車裡他多少顯得有些瘦小。他有一種煽動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免頗為緊張地從車裡偷偷打量他周圍的無政府狀態。

當時的人民認為鮑羅廷漂亮，像一頭鹿，但他實際上只有5英尺10英寸。他們把他看作中國革命的獨行俠，完全獨立掌握著中國革命，但實際上他不過是斯大林在中國的代表。他是一位職業革命家，1923年作為斯大林控制的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派到中國來指導孫中山。（《走進中國》，第32—33頁）

1923年10月，30多歲的鮑羅廷在兩名蘇聯軍官的陪同下來到孫中山面前，開始了他在中國的輝煌事業。幾年來，他曾風光一時，擁有巨大的權威，他是被許多中國人仰望與崇拜的俄羅斯人。他直接促成孫中山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他參與創辦黃埔軍校；國民政府遷都漢口後，在世界媒體眼裡，他是這裡的靈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關注的人，因為他的背後聳立著布林什維克蘇聯。

鮑羅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導下，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上一直在朝著有利於蘇聯利益的方向發展，而這一點，我們過去是不大注意或者說有意迴避。《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一段話讀後頗令人感嘆：

國民黨運動的核心是反對在華外國人的政治和經濟特權，這些特權來自過去80年期間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國民黨的領袖們用不斷的宣傳攻勢，系統地喚起民眾來支援他們收回中國喪失的權利的諾言。雖然許多國家的國民享受特殊的條約權利，國民黨人的戰略（後面有俄國人在出謀劃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國身上，避免同時與日本、美國和法國對抗。英國在中國佔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個天然的目標。反對帝國主義當然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根本宗旨，支援國民黨人併為之出謀劃策的布林什維克俄國，把英國視為它的主要敵人。俄國特別擔心被捲入與日本的衝突，把中國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國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廣州沙基慘案——引者注）以後趨於明顯，因為雖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兇，法國在6月23日事件中與英國一樣有罪，但是在大力進行報復時，它們的作用被貶低了。（《劍橋中華民國史》，第669頁）

高潮之中的民眾，沒有想到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背後，還有著如此複雜的背景，或者，身處浪潮之中，根本來不及考慮，就被衝到了前列。反對英國，而非所有列強，這的確是奇怪的現象。在漢口，有英租界，也有日租界，但民眾率先衝擊的卻是前者而非後者。4月3日，1名日本水兵和1名漢口人力車伕發生鬥毆，人力車伕被殺，日租界隨即受到憤怒民眾的衝擊，殺死2名日本人。日本海軍陸戰隊被派登陸，用機槍掃射，打死了9名中國人。為平息事態，國民政府立即下達禁止報復的嚴格命令。這與對英租界事態的處理和收回，有著明顯不同。

寫到這裡，我才對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認識。譬如，我們以往常常樂於提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後蘇聯立即宣佈廢除沙皇俄國與中國過去簽訂的所有不合理條約，放棄他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可是，讀讀北方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的回憶錄和其他民國史就不難看到，在雙方談判中，蘇聯從來都不願意放棄沙皇在中國獲取的權利。北方政府一直在與蘇聯交涉，希望他們從外蒙古撤軍，維持外蒙古的現狀，尊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但就在1924年，蘇聯還是強行使外蒙古的獨立成為既定事實。蘇聯對在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管理權的控制，也未曾放棄過一日。於是，在我們的歷史回顧視野裡，單就對中國民族利益的蠶食與控制而言，蘇聯仍在延續著沙皇俄國的擴張夢，本質上並沒有根本改變。這一點，在以後不同歷史階段中我們還將陸續看到。

封面中國　第三章（10）

鮑羅廷及共產國際引導中國的民族主義，把敵人主要鎖定在英國身上，其宣傳策略無疑是聰明而有效的。對於中國一般民眾來說，身邊的外國租界，比遠在關外的蒙古以及滿洲（當時中外都這樣稱謂東北）的得失，更能給他們個人的民族感情帶來直接的傷害。每日目睹列強勢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權”，看著外國軍艦停泊於中國港口旗幟飄揚，鬱積於心中的不滿與憤慨，當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號點燃成熊熊烈火，隨即匯成波濤滾滾的洪流。

《時代》報道過這樣一個細節：

從漢口逃到上海的人，帶來了一張國民黨號召民眾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