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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孚一再向鮑威爾強調，他只是個軍人，不懂政治。不懂政治的軍閥，永遠只能是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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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三章（1）

1924年最後一天，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氣溫在攝氏零度以下。兩天前，這裡剛下過一場大雪，所有街道都結上了冰。下午4時許，一趟來自天津的專列緩緩駛進前門車站，數萬歡迎人群佇立街頭，頓時忘記了寒冷。

走下車的是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陪同他們的有汪精衛等國民黨要員。

一位正在北京國立法政大學唸書的學生，站在歡迎人群中：

儘管那天天氣不好，大約有十萬人聚集到前門火車站去歡迎孫博士。當孫博士走出專車時，國立北京藝術學院的樂隊奏起了中國樂曲。成千上萬的人為即將看到他的風采和聽到他的教誨而縱情歡呼。可是孫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歡迎的人群點頭示意，就乘上小汽車徑直駛向北京飯店。（《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3頁）

北京來過多次，這卻是孫中山的最後一次。膽囊腺癌已到晚期，但他仍在拼命一搏。

兩個多月前，他還不可能走進北京。1924年10月下旬，北京剛剛更換主人。第二次直奉大戰中，直系重要將領馮玉祥反戈一擊，導致直系大敗，“賄選總統”曹錕被軟禁，“討逆聯軍”總司令吳佩孚率殘部逃遁。

在這一次直奉大戰中，南方的孫中山與東北的張作霖站在一起，吳佩孚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奉系大勝，對於一直缺乏軍事力量的孫中山來說，眼前又出現了建立強有力政權以統一中國的機會。他重病纏身，知來日無多，他必須抓住這個機會。當佔領了北京的馮玉祥致電邀請他來京商談國是時，他欣然前來。以往，談到此事時，相關文章或史書，只強調馮玉祥的個人邀請，而回避整個奉系的背景。其實，此時馮玉祥已與奉系結盟，他的邀請不妨看作是整個奉系的動議，而非個人行為。事實也如此。

孫中山從廣州前來北京，途經上海、日本的長崎和神戶、天津，歷時一個多月。在他抵達天津前，11月24日，幾年前下野的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重新回到北京組織臨時執政府，馮玉祥則通電下野。但即便如此，孫中山繼續著與奉系的接觸。12月4日孫中山一行抵達天津，5日中午，被曹錕趕下臺的前總統黎元洪設宴為孫中山洗塵，同席作陪的不是別人，正是剛剛大獲全勝的奉系首領張作霖。孫中山抵達北京後，段祺瑞在鐵獅子衚衕為其安排行轅，這座房子曾是原外交總長顧維鈞的宅第。

孫中山一生中常常做出驚人之舉，生命中的最後一次北京之行依然如此。

一年前，1923年1月26日，他和蘇聯特使越飛在上海會談後發表了聯合宣言，開始了與蘇聯的緊密合作。他欲重振國民黨，在三民主義基礎上，提出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不同社會基礎、不同政治理想的兩個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引導下走到了一起。這是特殊形式的政治聯合：共產黨員也可以加入國民黨，並擔任要職。與此同時，自民國初年屢受挫折的孫中山，一直因缺乏軍事實力而疲於奔命，遂在蘇聯派來的政治顧問鮑羅廷指導下，於1924年5月創辦了黃埔軍校，培養自己的軍官，按照蘇聯紅軍的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軍隊，在軍隊設立黨代表制度……

他的理想執著如初。鞏固廣東根據地——北伐——統一中國，一切將重新開始。不過，即便在與蘇聯和中共的合作開始之後，孫中山仍未放棄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合作的努力。於是，很有意味的歷史畫面就出現了：當孫中山在天津與張作霖見面時，他的黨和軍隊正在廣東進行著北伐的準備，而兩年後北伐最大的敵人正是張作霖。

驚人之舉不限於此。

當開始與蘇聯密切合作後，孫中山仍希望與西方列強特別是與美國合作。

1924年1月6日，美國駐北京公使舒爾曼訪問廣州時拜會孫中山，孫中山再次要求美國予以支援，他仍認為這種支援是最值得爭取的。

多年來，孫中山向西方列強一次又一次傳遞出強烈的友好願望，屢屢被冷漠碰得粉碎。這一次同樣如此。美國公使舒爾曼甚至認為，這一建議不宜向華盛頓報告，他連孫中山所表示的對美國的信賴，也不向華盛頓報告。在他遞交的報告中，只概述了孫中山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言論。（《孫中山：勉為其難的革命家》，第206頁）

封面中國　第三章（2）

不難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