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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最大的匪禍，也是吳佩孚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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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二章（9）

《時代》（1923年12月17日）以《血腥屠殺》為題報道發生在河南的一次土匪洗劫，提到了老洋人：

臭名昭著的土匪頭子“老洋人”率領一群土匪，衝進位於豫西南的李官橋鎮，洗劫了毫無防範的居民，“2000人”在大屠殺中被殺死，有的用刀砍死，有的用槍掃射，有的被捆在一起澆上煤油活活燒死。眾多死者難以辨認，只得挖一個大坑掩埋。往大坑裡運屍體，買根繩子也得花1000元。

李官橋鎮的行動是個警告，外國傳教士們集中到老河口附近。傳教士居所被燒燬，2名當地教民失蹤。

4個傳教士團體留在老河口，他們分別是中國內地傳教團、基督教傳教團、路德教傳教團、挪威路德傳教團。

從該報道看，此次洗劫的程度遠遠超過上面列舉出的幾次，可是，查閱多種民國辭典，我都沒有找到任何記載。難道《時代》訊息來源有誤？或是基於傳言的報道？直到找到一套3卷本的《近代中國土匪實錄》，才從其中《老洋人——張慶》一文中找到了佐證：

（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攻陷豫南淅川縣的李官橋鎮，該鎮隔丹江（漢水支流）與鄂省相望。鎮中居民依寨牆頑強抵抗土匪的進攻。入夜，匪徒攻入鎮中，頓時火光燭天，哭聲震地。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見人就殺。據後來統計，土匪在淅川縣一地就殺死人民達4326名，焚燬房屋26000間。尤其令人髮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屍擲填江中，企圖疊成人橋而過。鮮血染紅了江水，屍體隨波浪衝去……

文章記敘的慘狀比《時代》報道更甚。當我對照著閱讀關於這一洗劫事件的中外報道時，桌上正放著好幾種民國史的大辭典。在這些辭典中，不僅沒有關於這些大事件的記載，甚至在多達萬餘人的人名辭典中，也居然找不到孫美瑤、老洋人的條目。這和他們當年的巨大影響頗不相稱。1924年2月10日的《東方》雜誌，就曾這樣強調他們兩人在中國現實中的影響力：

在兵匪縱橫的中國裡，最能引起國人注意的事件，當然不出戰禍與匪氛；而最能引起國人注意的人物，也當然是軍閥領袖與土匪頭目了。但是最近三年中……奉直大戰還不如豫匪的猖獗與臨城的劫車兩者來得聲勢雄壯……與其以某某將軍某某大帥等軍閥領袖充數，倒不如徑###出土匪頭目老洋人與孫美瑤為是！

時隔80年，讀來仍有一種震撼！

我感到奇怪，當年曾經引發如此猛烈震動的人物，在收有上萬人的歷史辭典中居然找不到一絲蹤影，頗為重要的土匪與歷史演進的關係，也很難在中國的史學著作中看到論述。那麼，在我們的歷史視野裡，到底遺漏了多少事件和人物？我們的歷史研究，到底還有多少空白？如今，學界時興所謂宏大敘事，熱衷於引用所謂新術語，演繹所謂新觀念，卻忽略那些構成歷史肌體的細胞，忽略一些當年曾經影響政局、改變歷史行程的細節。可是，如果忽略了它們，也就可能忽略細節背後深層次的歷史內涵，忽略歷史環節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沒有這些，歷史的框架又如何能立起來？

英國漢學家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的專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則讓我讀後精神為之一振。作者的詳盡考證和縝密思考，為我們開啟了觀看民國曆史的一個新窗戶。

貝思飛敘述了臨城劫車案背後複雜而險惡的國際背景：

當時大多數觀察家還認為（常常只不過依據一些相關的但並不重要的證據），日本人參與了“臨城劫車案”的策劃，據說日本人這樣做是為了使他們在從青島撤離之後掀起一個詆譭中國人的高潮。據報告說，乘坐那列註定要倒黴的火車的一批日本人在蘇州下了火車，其餘的日本人則據說有人也看見他們警告他們的同胞別買到該城市以遠的任何車站的車票。也有報告說，這次搶劫後在匪幫的營地裡有3個日本人，其中之一據說是軍火走私商，俘虜們還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數武器上有日本的標記。

不僅僅如此，在土匪綁架人質後提出的保釋條件中，有一條是要求得到一塊幾百平方英里的地盤，在國際法令下中立化由土匪自己治理，包括稅收、開採煤礦和其他資源，以及擴大通訊聯絡。貝思飛認為，它們不僅酷似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而且很像日本在它佔領青島的短暫時期內試圖達到的目標。他還說，傳聞中的日本當局與安福系軍閥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