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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落的小屋子裡停下來了，等了幾個小時，來了一個比較消瘦的中年人，滿面紅光，身後跟著一隊警衛人員。

這就是鄧發，他是中央委員，又是黨和政府的保衛委員。（《中國紀事》，第43頁）

一個令所有共產黨人注目而又陌生的德國人，就這樣走進了瑞金。幾個月後，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他頓時具有了一言九鼎的權威，他所擬訂的軍事防禦戰略，如同一個巨大的陰影蔓延開來，將根本改變紅軍和中央蘇區的命運。

三/陳友仁最後一次的耀眼亮相

就在李德剛剛走進瑞金，開始與中央蘇區的中共領袖們認識並迅速確立自己發號施令的至尊地位之際，1933年12月《時代》週刊關於封面人物蔣介石的報道，向世界披露出了中國紅色革命的現狀和蔣介石1933年9月開始進行的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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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六章（6）

然而，上週蔣委員長卻面臨著一個緊要的歷史時刻。對他的統治真正具有嚴重威脅的，是已經發展壯大的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他們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控制著富饒的江西及周邊約20萬平方英里的地區（見地圖）。他已緊急公開購買多達1萬張床位的醫院裝置，大量步槍、機槍、野戰炮、戰鬥機和軍需品，他分別懸賞8萬大洋以取得中共頭號將領朱德、二號將領毛澤東的頭顱，如果屍體完整賞金則為10萬大洋。這兩位家喻戶曉的中國人曾在國外受過軍事訓練。南京方面的30萬軍隊，在蔣本人的指揮下，在該地區集結，準備開始剿共。突然，他召集所有將領和參謀來到指揮部所在地南昌，在這個直接面對蘇區的地方開會。委員長宣佈，他可能會將剿赤戰役的全部指揮權交給劉峙將軍，令其立即趕往情況最為嚴重的地區投入戰鬥。（《時代》，1933年12月11日）

在1927年年底，《時代》曾報道過中國共產黨人發起的廣州暴動，自那之後，共產黨的影子在這本刊物上幾乎消失了。在長達5年的中國報道中，頻頻出現的是軍閥混戰、國民黨內部派別的糾紛與爭鬥、中日之間的衝突與戰爭。從高潮跌入低潮、從城市轉向農村的中國共產黨的蹤影，一時還難以進入《時代》的視野。

當然，偶爾也有例外。1931年6月22日的《時代》，在以《新元首》為題報道蔣介石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訊息中，曾這樣寫道：

蔣介石元帥上週再次當選中國主席——不是由中國人民選舉，他們沒有投票——而是由在南京的國民黨第5次大會選舉產生。

直到上週，蔣主席還未如他所許諾的那樣從南京進軍至內地、消滅共產黨的軍隊。蔣的政府承認，共產黨軍隊最近“在江西、湖南、福建省的一系列戰鬥中，消滅了2萬政府軍”。“許諾者”蔣許諾將派遣20萬軍隊清剿紅軍。（《時代》，1931年6月22日）

毫不奇怪，共產黨根據地位於遠離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偏僻地區，中外記者都很難走進去一看究竟。“蘇區”的現狀和“剿共”的進展，往往只能根據官方的訊息釋出，外界對中共內部情況的瞭解也僅限於細枝末節，甚至常常是捕風捉影。譬如，稱朱德、毛澤東都在國外接受過軍事訓練，明顯有誤。朱德曾在歐洲留學，但並非學習軍事；毛澤東從未跨出國門半步，甚至在國內也沒有學習過軍事。儘管如此，一幅配文章而發表的繪製詳細的地圖，卻多少為世人勾畫出了中國內戰動盪的範圍。

相比之下，關於“福建事件”的報道就要生動詳盡得多：

福建是上週的最後一個嚴峻的叛亂地區。這一新的苗頭打亂了蔣委員長指揮江西剿共的計劃，迫使他召集軍事委員會開會。

上個月，臨近廣東的福建省宣佈已經“獨立”（《時代》，11月27日）。上週，福建大膽的造反者敢於宣稱，是他們而非南京才是真正代表中國的政府。他們猛烈抨擊蔣委員長，宣佈他們的軍隊將由蔡廷鍇將軍指揮，這是著名的十九路軍的司令，曾率軍殊死保衛上海（參見1932年2月22日等期《時代》）。老牌的十九路軍的殘部，在招募新兵後戰鬥力得到加強，將在蔡廷鍇將軍的指揮下作戰。更為嚴峻的是，新的福建政府擁有它的“智囊人物”——南方中國人的政治家中的佼佼者陳友仁。正是他使南京政府的統治面臨嚴重危機，是他迫使蔣匆匆離開軍事會議，緊急調遣精銳部隊，親自指揮來對付福建。（《時代》，1933年12月11日）

被稱為“智囊人物”的陳友仁，又一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