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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對這一情況的解釋與上面有所不同，他說他很贊同改由閻錫山的晉軍攻佔和管理京、津：

奉軍既倒，關內軍閥都已縮首斂翼，無所作為。為了處理這個新出現的統一之局，蔣先生特來北方，找我們商談一切。

從這裡（鄭州）蔣先生前去石家莊與閻先生會見，我派馬雲亭與劉子云等二位陪著同行。回來，我們又在新鄉與道口之間的一個車站上見面，談及擬將河北省並北平，交給閻先生，徵詢我的意見。我回談：

“只要軍閥國賊剷除淨盡了，我便已經十分滿足。別的事怎麼辦都可以，還是請你酌奪吧。”

蔣先生因又請我駐軍天津，因天津實為北方唯一重鎮。我的意思以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應使之真正統一，此時大家都當解除兵權，交歸中央，同在政府中辦點大事或小事，不可仍舊各霸一方，形成割據之局。且山西軍駐河北，我們駐津，部署之間恐亦不宜處得好，因此覺得不合適。（《我的生活》，第640頁）

從馮玉祥自己的敘述看，他並沒有對失去再度進駐北京一事感到不快，更沒有與閻錫山之間出現隔閡和矛盾。1928年7月6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國民革命軍軍事要員們歡聚於北京西山碧雲寺。馮回憶說，在蔣離開後，他與閻兩人之間有過一番對話，他對閻說：

“前有帝國主義，後有共產黨，加以政客官僚，日伺我等之隙，以行挑撥離間之手段，稍有不慎，即墜其計。此次北伐，官兵死亡如是之多，百姓流離如是之苦，由國家推至個人，吾等均應精誠團結，合作到底也。”

封面中國　第四章（13）

生活中，人們之間的種種慷慨激昂，向天發誓，有時是當不得真的，何況是各自擁有重兵的軍閥。幾天之後，1928年7月10日至12日，馮、閻就在蔣介石主持召開的軍事善後會議上各持己見，未能團結一致。會議在碧雲寺旁李石曾住宅召開，參加會議的有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烈鈞等。最後大家同意先成立編遣委員會，再續議裁兵。會議在討論裁兵原則時，馮玉祥主張淘汰老弱不良者，取“精兵主義”，而閻錫山主張各集團軍平均縮減，取“平均主義”。《劍橋中華民國史》認為，馮玉祥在此時就表現出了對蔣、閻的不滿：

編遣會議定在1929年1月召開，但成效甚少，因為在那時，地區的軍事集團實際上已經分割了全國。不久以後的事態發展跡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揮將領會議上已經顯示出來了。馮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這一戰利品而懷恨在心。當北京成立以閻錫山為首的政治分會時，馮將軍不同意在其中任職；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離開北京去照顧他的祖墳，然後再去他設在河南的司令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800頁）

很快，不滿演變成了對抗。1929年5月，蔣介石與李宗仁之間的戰爭剛剛結束，馮玉祥即宣佈反蔣。但戰事未起，馮手下的幾員大將轉而支援蔣介石，馮玉祥在閻錫山的勸說下，不得不於5月28日匆匆通電下野。一直駐守山西靜觀事態的閻錫山，此時，盛情邀請下野後的馮玉祥訪問山西。6月21日，危難之中急需尋找盟友的馮玉祥，接受這一邀請，開始了山西之行。

無疑，閻錫山是在打馮玉祥這張牌，以在蔣介石面前提高自己的分量；馮玉祥則也意在借閻錫山之力來實現反蔣之目的。兩人在8月商定共同討蔣，馮軍糧餉由閻供應，並約定一俟馮軍抵達洛陽後，閻即通電錶示態度，實行西北軍和晉軍的攜手合作。

分明是一步險棋。

馮玉祥走進了閻錫山的掌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閤中有分，分中有合。性格與計謀的較量，權力與金錢的誘惑，馮、閻之間情節曲折的一場大戲，拉開了序幕。

六/“獨立王國”的毀滅

出太原往北，過陽曲，穿忻州，即到閻錫山的家鄉河邊村。

河邊村過去屬五臺縣，現在劃歸定襄縣。將近200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兩個多小時即可抵達。遙想一個世紀前，一條坎坷不平的小路，把閻錫山送走又迎回。1900年，18歲的閻錫山第一次離開家鄉，是和父親一起因躲債而落荒出走。他們走小路，搭一輛去太原拉廢紙的鐵軲轆車偷偷前往忻州，然後再經忻州前往太原。爾後，成為了“山西王”的閻錫山，每當政局危難之時，總是喜歡回到河邊村，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以不變應萬變，使自己從袁世凱稱帝一直到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大戰，都確保自己的“獨立王國”處亂世而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