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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根枕木損毀。20分鐘後，一列從長春開來的列車還是安全地駛過爆炸點，正點到達瀋陽車站。

這是《20世紀中國全紀錄》一書中關於這次爆炸的描述。從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後果並不嚴重。

在上海編輯英文刊物《密勒氏評論報》的美國記者鮑威爾，和一批外國媒體駐華記者，在“九·一八”後立即趕往瀋陽採訪。在日軍的島本少校陪同下，這些外國記者前往柳條湖爆炸現場採訪。根據自己的觀察，鮑威爾看出了日軍事後的現場偽造：

在現場，我們和一些軍事觀察員看到3具中國士兵的屍體倒臥在鐵路旁，可能他們是在逃跑時被擊斃的。島本少校說：“他們就在這兒引爆了炸藥，炸燬了3根枕木和一段鐵軌。”毀壞的地方已經重新修好，島本少校一邊說，一邊把3根新枕木和一節新鐵軌指給我們看。島本又提醒我們說，從那3箇中國士兵倒斃的地點，可以看出他們是在逃跑時被擊斃的。但是，島本少校卻忽略了一個很小的事實：在那3箇中國士兵的倒臥之處，居然沒有血跡！由於在進攻瀋陽的同時，日軍還攻擊了瀋陽附近的中國駐軍，所以弄3具中國士兵的屍體放在這兒，顯然是輕而易舉的事。（《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186頁）

鮑威爾還寫到，後來一位隨國際聯盟派遣的李頓調查團來到瀋陽的美國專家，發現了日本人的一個更大破綻：

隨團同行的美國專家道弗曼（Ben　Dorfman），仔細查對了南滿鐵路的行車時刻表，結果發現一列時速50英里的快車，就在日本軍方所說爆炸事件發生後的20分鐘內，竟然透過了所謂被中國方面破壞了的鐵路路段！為了自圓其說，日本軍方推出了一名證人。該證人是那趟列車的乘務員，他證實說，當列車透過那路段時，他曾經感覺到“輕微的震動”。（《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186頁）

顯然，柳條湖爆炸是由日本關東軍自己一手策劃的、後果並不嚴重的爆炸，但它卻成了攻佔瀋陽的藉口。

幾個小時後，1931年9月19日凌晨2時20分，美國駐華公使詹森（Johnson）從北平向華盛頓的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發去一封電報：

張學良元帥的顧問端納（Donald）剛才告訴我說，張元帥收到從瀋陽發來的電報說，9月18日晚10時，一小隊日軍離開軍營向瀋陽城東南方出發，並用步槍和大炮射擊東大營（進攻的應是北大營——引者注）、軍火庫及城區，炮火每分鐘一發。約有70名在東大營計程車兵受傷。城區受損毀程度及傷亡人數不詳。端納說張元帥已命令全體在軍營計程車兵藏好軍械不得還擊，並指出事件明顯是日本軍隊失控，日本領事當局無能為力。直到今晨1時仍有槍聲，在西門的日軍似已包圍城市。（《美國外交檔案》；第3頁）

10天后出版的《時代》週刊首次報道了此次事件：

在瀋陽城外，有人炸壞在日本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控制和守備區域裡的一座鐵路橋。日本人指控是中國人乾的。中國人堅稱（許多外國觀察家相信他們）是日本軍隊自己炸燬橋樑以挑起事端。誰是肇事者並不重要。日本的反擊迅疾而果斷。日本軍隊從日本控制區出發，在裝甲車的掩護下進攻，完全佔領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將軍（日本陸軍大臣——引者注）命令下，日軍沿鐵路進攻，實際佔領了南滿鐵路長達693英里地帶的所有中國城市。24小時內，日本已實際控制所有南滿地區，軍艦也滿載軍隊在中國的山東半島的青島登陸，這裡原是德國的租約港口，日本於1914年佔領過，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之後才歸還中國。（《時代》，1931年9月28日）

封面中國　第五章（2）

隨後另一期《時代》週刊報道說：

現代東方史專家克羅斯（Upton　Close）上週經西伯利亞鐵路從北平抵達莫斯科，他告訴《紐約時報》記者：“在瀋陽的外國人認為日本人的進攻是有預謀的、在未受到挑釁情況下采取相當堅決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國軍隊中造成恐慌和混亂……日本人靠扶植奴顏卑膝的中國人組成傀儡政權，欲將滿洲和內蒙古殖民化……當我離開時，瀋陽幾乎成了一座死城，日本人關閉了銀行和東北大學，大量中國人已經逃離。”（《時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佔領圖被簡明地勾畫出來。瀋陽被佔領，東北大部被佔領，一切都在幾天內完成。中國又一次的災難開始了。“九·一八”，從此也成了一個黑色的歷史符號，鐫刻在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