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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也引發了躁動。

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指出，中國的起飛部分地參照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也已經不同程度地複製了這種模式”。儘管如此，中國的起飛還是給其他經濟體帶來了巨大的憂慮，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為如今的中央帝國絕對不是一隻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於那些甦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國家新加坡或臺灣島），它是一隻巨雁！這隻新來的大鳥有著龐大的體形，還有它的起飛時間、它選擇的起飛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與以前的發展軌跡迥然不同。由於中國的出現，自20世紀後半葉建立起來的全球化變得更加不穩定了。

亞洲發展模式

20世紀60年代，人們在法國購買玩具時看到是“日本製造”的標誌。後來的10年中，很快換成了“臺灣製造”或“香港製造”。到90年代，又變為印尼或泰國製造。在21世紀最初幾年，如同聖誕樹周圍擺放的那些兒童禮物一樣，人們已經很難找到沒有貼“中國製造”商標的玩具了！玩具生產的歷史同紡織品、電子產品、以及其他許多工業產品一樣，說明了20世紀後半期在亞洲各地發生的奇特的產業變遷，這種變遷使該地區的許多國家和地區走出了不發達狀態。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經濟學家曾用“雁行模式”來比喻上述的經濟發展歷程。

如同大雁組成“V”字隊形飛翔一樣，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亞洲出現了一系列的經濟起飛，相互之間間隔10~20年。有時，某些經濟體會成組出發。日本在50年代第一個起飛，很快就佔據了“V”字隊形的領頭地位。它開始時也是依靠幾個傳統工業——那些需要聘用數量眾多、價格便宜、技術要求不高的勞動力的產業。到70年代，一群小雁（臺灣、新加坡、香港和韓國）也焦急地加入了經濟發展的長途旅行。此時，日本的產品已提高了檔次，它把傳統產業留給了這些後來的地區，帶動了後者的經濟騰飛。在東京，電子產品和汽車的生產代替了被新加坡、韓國拿走的小玩具。飛行可以繼續進行下去，朝日帝國依舊佔據著領頭的位置，並且負責開拓新的天空：軟體、醫藥、化妝品等。日本把老的產業不斷傳遞給後來者，從而帶動了群體的發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啟示下，從90年代開始，新的幾隻更為貧困的雁（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加入了飛行隊伍，形成了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第三梯隊。它們又從比自己先進的國家所放棄的產業中找到了起飛的契機。

透過這種集體機制，該地區在20世紀後半期掀起了連續起飛的浪潮。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貧窮國家工業化和社會發展的起點。每一次浪潮都在工業國家中引起過恐懼，有時還導致了激烈的貿易戰。在80年代初，法國普瓦吉埃地區的海關工作人員就曾扣留過日本的錄影機。90年代，在國民議會的講臺上，一位議員舉起標有“菲律賓製造”的小褲衩，試圖阻止它在法國市場上的泛濫。這些自然的擔心在事後看來顯然是過分了。

總體來說，亞洲經濟的發展並不是歐美老工業國家繁榮的障礙。相反，法國最輝煌的增長時期（1945~1973年之間的“光榮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經濟開始起飛的時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國經歷了非常困難的時期，此時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亞洲的工業化還是迫使包括法國在內的老牌富國進行了深刻的重組。實際上，“雁行模式”的發展並不是亞洲獨有的，它是近兩個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以來全世界的一個普遍現象。最先進的國家會逐步放棄自己原有的老行業，轉交給新的後來者，而後者在發達以後又會把自己已經掌握的東西再傳給更年輕的成員。

那麼，面對一隻新來的大雁——中國，人們現在為什麼會感到害怕呢？中國的起飛戰略在許多方面與當年的日本是相似的，與該地區其他大多數國家也類似。由於這一點，有些人認為它依然屬於“亞洲發展模式”。但實際上，人們驚奇地發現，前三代大雁的起飛戰略還有許多極其相似之處：它們都沒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經濟模式，而是把政府變成了真正的經濟領航人；透過出口來促進增長；依靠巨大的儲蓄，甚至是強迫性質的儲蓄，以保證國家的財政狀況；儘量保護國內市場；以及發展國民教育等。如果說中央帝國令人生畏，那是因為它與這個模式並不完全相同，它擁有遼闊的幅員，趕上了獨特的起飛時間，從而徹底改變了事件的性質。中國，可不是一隻尋常的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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