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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盟軍對日本的成功佔領，是二十世紀最不尋常的成就之一。只想想在1945年那樣的局勢下，麥克阿瑟將軍如何飛到厚木機場，開始了他對這敵對國家的管制。從1941年日本突襲珍珠港，到1945年美國對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的這四年間，一場現代史上最血腥、慘烈的戰爭進行著。直到“八·一五”最後投降，日本全國都被動員，投入到一場說是“最後總決戰，抗擊美國侵略者”的戰爭裡，都被用來以同樣的暴虐進行戰鬥——這樣的暴虐標誌了日本軍隊如何以自殺的方式透過戰爭對其島嶼帝國進行保衛。投降終於讓一切真相大白，整個帝國一下子處於休克——日本開始被動地等候它的管制者。 這種佔領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佔領者給自己規定了任務：不僅綏靖安撫戰敗的對手，還著意改變其整個政治、社會體系，將它按照清教徒式美國民主模式重新鑄造。在很大程度上，這一努力獲得了成功。當然，缺點瑕疵比比皆是，但對所有戰後政策的支持者而言，無論是美國方面還是日本方面，1947年美國授意強制執行的法制條款，最終成為日本本土憲法。這一過程得到了大多數日本公眾的贊同——如果不說是熱情擁護的話。這不是一部可以任意修改的法律。由於戰爭期間相互敵視所帶來的苦澀，一種攜手共進式的盟友關係正一點點出現於兩國之間。儘管存在著慣常的在貿易和安全方面的激烈摩擦，這一關係已經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而貿易與安全問題本身即出於美國加於日本經濟上的政治性過度保護。而日本經濟立刻就向全世界證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具活力者。 佔領之後數星期，對日本人民說來，總的反應是大大地放心——日本不會遭劫，像自己的軍隊對東亞其他被佔領國幹下的那樣。在這之後，在佔領管制的頭幾年裡，日本人考慮的頭號問題，是如何應付日常生計。好幾萬人還滯留在日本過去的佔領地沒回來，他們投降了，被嚴格看管甚至拘押著。一旦他們回來，每個家庭都面臨著怎麼養活他們這一難題，因為當時饑荒正威脅著全國。美國佔領軍從而首先要給自己過去的敵對國供應糧食，接著就須努力讓它在經濟上——如果不是政治上的話——自己運轉起來。日本人，不管如何求生，都得讓自己適應外國管制之下的生活，而這本是日本領袖人物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曾成功地奮鬥反對掉的命運。在一個僅僅以餬口為目標的經濟執行下，大部分日本人根本不去想未來的政治或國家治理。這時，他們對自己現有的基本政治結構是滿意的：依舊在頭銜完備的天皇治下——雖然天皇須遵從佔領軍的決定。SCAP（盟軍最高司令部的縮寫）變成了幕府時代的將軍。 日本人順理成章地將麥克阿瑟將軍看作是佔領軍的化身。他那目空一切、自我中心的政治風格毫無困難地切合於殖民地總督角色。事實上，鄉下的日本人已經把麥克阿瑟看作天皇的幕府。當時，作為佔領軍的一員，我恰恰在日本服役。記得一次會見一位鄉村的族長，順便問起他對於麥克阿瑟的印象。他的回答是：“天皇不能找到更好的人擔當這個角色了。” 對這一時期作出描述的這批信件，反映了這種觀念和感覺，以及那種戰爭結束後先是驚詫、繼而放鬆下來的總的心態。但不管美國駐軍怎麼做以表示友好親切，日本人很快就發現，在外國佔領之下過活並非賞心樂事。戰後日本存留下來的最好的設施，諸如大旅館、火車頭等廂等，是為�Shinchunhun�（即進駐軍，這是對佔領軍的正式稱謂）預備的。那些不得不直接與駐軍打交道的日本人發現，美國人應該受到誇讚，可也該批評。正因為如此，對佔領軍的見解不是眾口一詞，而是有正有負。但全國性整體意見認為，由美國佔領軍帶來的粗粗拉拉的實惠，還是引起了巨大的、廣泛的寬慰。   
在滿州被賣後逃跑回家�
剛剛戰敗的時候，在舊滿州，我們合住的房子遭了搶，我在水泥屋頂上過了好幾夜。哥哥參加了少年航空隊，我穿著他的衣服，剃著光頭，臉上塗著煤灰，身披女校配給的開了洞的帆布，和鄰組的二十幾個人在以前的青年學校避難。青年學校也只剩下外牆。我們白天割草燻蚊子，用草簾子擋住窗洞和門洞，地上也只鋪著草簾子，這樣捱過一個又一個夜晚。那時，只能從日僑俘管理所得到一點訊息，天天聽到的盡是日本婦女犧牲貞操的新聞。 兩三個月以後，開始辦理回國手續。表格上只填了父母和弟弟三個人的名字。我呢？我被孤零零扔在這裡了。 我被送到當地人家，大約過了一個月。一個星光閃爍的深夜，我逃了出來，除了身上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