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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舉而下。這是後金與大明為敵的第一戰，其意義不言而喻。努爾哈赤採納了皇太極的方案。結果，後來所有的發展幾乎都和皇太極預想的一樣。

冷兵器時代，在像建州女真這樣崛起的漁獵部族國家裡，若沒有出類拔萃的軍事建樹，要想出人頭地，成為領袖群倫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諸多史籍中，我們可以讀到不少皇太極“料敵制勝，用兵如神”的記載，應該說，此種評價不算過分的溢美之詞。事實上，不僅僅伐謀伐智，皇太極伐勇伐力，相當勇猛地身先士卒、衝鋒陷陣也頗為引人注目。以至於後來努爾哈赤擔心他在戰陣中發生意外，阻止他到戰場上去衝殺。而皇太極本人也很快成為努爾哈赤最為倚重的將領之一。

瀋陽攻防戰號稱遼東開戰以來的“第一血戰”，雙方搏殺得異常慘烈。激戰中，明軍的大炮因發射頻次太高，導致炮管過熱，以至於裝藥即噴，無法發射。後金軍也是死傷慘重，“卻而復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潰退後，又衝上來。最後，在渾河邊上，一員後金軍將領面對眾寡懸殊的明軍不敢再戰，向後潰逃。皇太極立即率騎兵迎頭衝擊，結果，竟然將兵力佔有絕對優勢的明軍沖垮。史書中不止一次談到，皇太極曾數次在戰場形勢危急的關鍵時刻，不顧死活地率隊投入戰場，從而扭轉了戰局。

在寧錦保衛戰中，面對袁崇煥憑堅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極一籌莫展，指揮了一次極為窩囊的戰役，遭遇了不小的尷尬。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中，我們在歷史記載裡幾乎找不到皇太極其他軍事上的失誤或者失敗。

從各種史料、實錄中，我們會注意到一個醒目的現象，皇太極講起話來特別平實。用今天的語言描述，就是他比較注重擺事實講道理，絕少粉飾浮誇、裝腔作勢。一個特別刺眼的對比是，這種東西在同時期大明朝的官方檔案中幾乎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間的最後一次大決戰——松錦會戰中，洪承疇統帥十三萬大軍，穩健持重，前線清軍連連敗績，情勢危殆。鑑於明軍兵勢浩大，皇太極麾下的高階將領們一再勸他緩行。皇太極笑著說：“我只擔心他們聽說我來了會潛師逃遁。他們要是不跑，我將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本紀三，太宗本紀二。）這話聽上去讓人很不舒服，怎麼看都頗有點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後來發生的事實，證明了皇太極沒有吹牛皮。

在同時代的諸般人物中，說皇太極的軍事才華遠在其他人之上，應該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當時，有兩位朝鮮觀察家，一位認為代善只是“尋常一庸夫耳”（《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則認為皇太極“勇力絕倫”（李民寏《建州聞見錄》），他們的觀察不會是沒有道理的。

在鐵與血的搏殺中，一次次戰勝對手，是古今中外英雄們建功立業的途徑，為此，他們時常會在民眾中形成巨大的威望。這是人類的悲劇，卻也是人類的現實。因此，將皇太極受眾人推舉繼承了後金汗位，理解為是這種英雄業績的邏輯後果，似乎不會比在這個問題上的那些“陰謀說”之類更遠離事實。誠如魯迅先生所言：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先生的這番話，若用在皇太極身上，似乎頗為恰當。仔細翻檢史料，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堅強一點的證據，足以證明皇太極是透過陰謀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後，排滿、仇滿情緒空前高漲，也鮮見此種臆測。這多少令人感覺到了些許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傾向於同意這樣一個看法，多爾袞之所以能夠進據中原，並建立了大清帝國的穩固統治，是因為皇太極在十七年執政生涯中打下了根基。即本章開篇引用的《清史稿》所言：“蓋帝之詒謀遠矣。”如果皇太極僅憑藉陰狠狡詐，便創下偌大一份功業，豈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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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極：在權力的祭壇上（4）

事實上，這裡已經涉及到了皇太極的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問題。

女真人的漁獵習俗，涉及到了關乎生存的根本經濟利益，因此，有著十分嚴格的禁忌。這種禁忌類似軍紀或法律，簡單、嚴厲而有效率。許多書籍都談到，女真人射獵時，很像行軍打仗，眾人推舉出的箭主——牛錄額真——具有絕對權威，甚至可以處死違犯了行獵紀律的部族成員。在他們的行獵紀律中，包括必須聽從牛錄額真指揮，不許亂說亂動，不準擅自離開指定的位置，不準斷圍，不準踐踏莊田，不準砍伐山林，不準把別人射殺的獵物佔為己有，不準把自己射殺的野獸故意讓給別人等等。

違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