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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得光緒帝重視，閏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緒帝將該上書同胡燏棻等人的折、片共計9件下發各省，並下旨：

“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將以上諸條，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籌劃，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晰復奏。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嚐膽之時，各將軍督撫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諒不至畏難苟安，空言塞責。原折片均著鈔給閱看。”

也就在此時，康會試中式，為第五名，殿試為二甲第四十六名，朝考為二等第一百零二名，奉旨分發工部，為學習主事。六月，康與梁啟超在京創辦《萬國公報》。七月起，康又參預發起強學會，在京城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張之洞捐銀5000兩。在此期間，康有為也結識了張之洞之子張權。以上諸事，特別是光緒帝下發康的改革上書（即“上清帝第三書”），使之如同初升的政治明星，燦爛眩目。

兩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光緒二十一年秋在南京相會，其中梁鼎芬“力為周旋”。

南京相會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底離開北京，由天津、山海關、上海，於九月二十日（1895年11月6日）至南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說服湖廣總督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支援開辦強學會的南方各分會。光緒二十四年底（戊戌政變之後），康避居日本，寫作《我史》，對此回憶稱：

第4節，

“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以自任。隔日一談，每至夜深。”

光緒二十六年（1900），值庚子事變，避居海外的康有為致函張之洞，談起此事，稱言：

“昔者遊秣陵，過承縶維，為平原十日之歡，效孟公投轄之雅，隔日張宴，申旦高談，共開強學，竊附同心。”

“隔日一談，每至夜深”，“十日之歡”、“申旦高談”，表明兩人有著很長且很熱烈的談話。而張於此時花大量時間與康交談，實則另有隱情。兩人在馬關議和期間皆主張廢約再戰，在換約之後皆主張變法自強，在此性情志向大體相投之下，雙方的相談也很成功，張當時對康的評價很高。由此，張決定開辦上海、廣東兩處強學會。其中上海一處，張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辦理，廣東一處交由康有為辦理；而汪康年此時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會由黃紹箕、梁鼎芬、康有為等人先辦。黃紹箕（1854…1908），字仲彛��憬�鳶踩耍�胖�吹拿派�⒅杜�觶�比魏擦衷菏探玻�≡謖胖�茨恢小Ｋ�筆輩豢贍芮淄�蝦！Ａ憾Ψ沂欽諾鬧匾�渙牛�聳幣嘧急噶偈被睪�薄；啤⒘航允竊凍灘倏兀�蝦Ｇ墾Щ崾導視煽滌形�蝗酥鞽幀！�jqi。

康有為在南京時，與張之洞也發生了思想上的衝突。對此，康在《我史》中稱：

“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所其學，香濤奚取焉！”

此中所言，便是本書《自序》中所引陳寅恪提及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的學說，而“使星海來言”一事，“穗石閒人”後來亦言及於此，並談辦強學會之事：

“康得進士，北歸來訪，留住十數日，（梁鼎芬）勸康議論宜平正，做事勿誇張，講西學得其益，無流其弊，乃有用。康贈詩有：海內名山泰華高，南梁北盛並人豪云云。盛謂宗室伯希祭酒也。於是商開強學會於上海，時黃仲彛�探采芑��桶紫攏�⑽潘咕伲�庠謖�誦模��縉��靡饃跽��

此處梁有勸言，但康是否有駁語，未見記載。以常理分析，康此時得張之助，辦上海強學會，似未必會以言詞頂張；不然的話，張當時即有可能與康分裂，更不會有後來上海停報之事。而兩人學術取向的不同，埋下此後決裂的種子。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由黃紹箕、梁鼎芬、康有為聯名的電報透過兩江總督署發出：

“詒在京師，與洪右丞、沈子培、楊叔嶠諸君開強學會，專講中國自強之學，朝士集者百數。今來金陵，與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頃分設滬局，集天下賢士夫，刊佈公啟，必欲得公名，以光此舉。立候電覆。金陵督署紹箕、鼎芬、祖詒。”

“洪右丞”，洪良品，時任給事中。“沈子培”，沈曾植，時任總理衙門章京。“楊叔嶠”，楊銳，張之洞的親信，時任內閣中書。該電文是抄件，無抬頭，即未註明收電方。此電說明康有為南京之行的結果，也表明張之洞當時的態度。同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