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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三：

“來函示及左孝同被參各節，深為駭異。去年湘省開保衛局，因保甲局有紳士、大府委左隨同辦理，一切皆黃遵憲主持，通國皆知，至主民權、改服色等事，尤無影響”

他為保左孝同，將其中的一切責任皆歸之於黃遵憲。時間又過去了兩年，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901年10月24日），兩廣總督陶模發電張之洞，詢問黃遵憲“獲咎有何字樣，曾否褫職？”並聲稱：“擬奏明令伊辦理學堂，未知可否。”此時八國聯軍還未全撤出北京，慈禧太后、光緒帝正從西安迴鑾，政治風向已大變。黃遵憲當時僅下旨“因病開去差使”，“即行回籍”，並無正式的懲處，陶模若上奏請其“辦理學堂”的“總理教習”，很可能將東山再起。而張之洞在鎮壓了唐才常自立軍之後，對康黨的活動痛恨至極，收到此電後，再次激起他對黃遵憲的連帶憤恨，於十五日發回電：

“廣州。陶製臺：急。元電悉。黃遵憲真正逆黨，戊戌之變，有旨看管，為洋人脅釋。湖南風氣之壞，陳氏父子之受累，皆黃一人為之，其罪甚重。且其人鑽營嗜利，險狠鄙偽，毫無可取，屢經新嘉坡華商控告。公萬勿誤聽人言。忝在相知，不敢不以密告。名心泐。寒。”

第68節，

當我見到張之洞的這一份親筆電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鑽營嗜利，險狠鄙偽，毫無可取”，竟用如此尖刻的語言來形容黃遵憲，很難想像黃曾是他極為信任的下屬。張之洞此電斬斷了黃在政治上覆出的機會。又過了幾個月，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1902年2月18日），張之洞又發電其妹夫、軍機大臣鹿傳霖：

“再，聞有人保黃遵憲，此人確係康黨，又系張蔭桓黨，惡劣不堪，萬不可用，務望阻之。祈電覆。冰。真。”

張之洞很可能又聽到了什麼風聲，立即毀滅之。在我所見的材料中，黃自從上海回籍之後，與張之洞再也沒有交往。

《昌言報》自出刊後一直慘淡經營。梁鼎芬到達上海後，與汪康年的關係並不洽。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張之洞在上海的親信趙鳳昌發電：

“真電悉。星海疊晤《昌言報》坦初勸其停止，不可歸洋人，即亦勸改名。汪均不聽。遵再偕星海，切囑掛名，其實事仍汪辦。《中外日報》亦已掛洋牌。坦。元。”

“切囑掛名”、“事仍汪辦”一語，表明還有意讓梁鼎芬出任總理，也顯露汪康年心有猜忌，恐梁奪權。至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昌言報》出版第10冊後停刊。與《時務報》更名《昌言報》同時，汪康年所辦的《時務日報》亦更名為《中外日報》，仍在繼續刊行。該報的一些訊息起了張之洞不滿。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98年10月8日），張之洞的幕僚奉命發電：

“上海《中外日報》館汪穰卿、曾敬一：頃奉督帥諭雲：閱八月初一日《中外日報》，內有闢築操場一條，言鄂帥擬於東門外洪山開闢操場一所，習演西操，是處墳墓累累，聞每棺給錢二十串，以作遷柩費用等語。荒謬怪誕，毫無影響，煽惑人心，實堪詫異種種不近情理，明系奸民痞匪造作謠言，煽惑人心，實堪痛恨。至以前《日報》中言槍炮廠事，則雲每槍一枝，約合銀七十餘兩。此事則又如此誣妄，是《日報》於湖北事屢次虛捏，皆屬關係緊要之事，似繫有心誣詆。鄂省與汪、曾兩公無嫌，斷非出自兩公本意。嗣聞貴館有一葉姓，在鄂省刺探各事，與其兄某皆素喜康學，好為邪僻之說。如其人久在鄂省，必致煽惑人心，大為地方之害。如葉姓果系貴館所派，即請屬令迅速回滬；如其不去，鄂省必當拿辦。倘以後《日報》於鄂事再聽匪徒訛言，則不敢令鄂中官民閱看矣。囑即轉致等因，特此奉達，即祈電覆。馮嘉錫。漾。”

《中外日報》刊出的武昌操場訊息，涉及到給事中張仲炘的祖墳，張仲炘為此找了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並直接發電張之洞。而張之洞為此事如此大發光火，似有借題發作之嫌。汪康年後來還辦過許多報刊，但都沒有達到《時務報》的輝煌。他與張之洞、梁鼎芬的關係，也從此走了下坡路。“張之洞檔案”中有兩件措詞甚嚴的電報，一則由梁鼎芬於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1899年3月4日）發：

“上海《中外日報》館曾、汪：於中丞二十二日到嶽州。十三日報，荒謬已極，速更正，訪事人屢造謠言，若不懲戒，於貴館聲名大損，亦恐地方官驅逐也。節。”

另一則是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90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