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頁)

1、厲以寧：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宋朝對遼、金作戰，講究佈陣，而陣圖往往是事先擬好的，有些還直接出自中樞，將帥必須按陣佈防，不得違背。至於陣圖是不是適合疆場的地理人文狀況，那就不知道了。這樣一種作戰方式，怎能不打敗仗？而岳飛用兵，卻打破了宋朝的常規。他說：“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戰場情況千變萬化，地理人文因村因鄉因景而異，不從實際發出，不採取靈活機動的作戰方式，必然處處被動，時時受制於敵。岳飛正由於突破了按陣圖佈防和出擊的常規，才能屢建戰功。我想，這對於商場上的競爭，對於公司的經營管理，同樣是適用的。不久前，仔細讀了著名企業家、ING安泰人壽總裁潘*！昌先生口述的《聽老闆的就錯了》書稿我加深了對“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句至理名言的領會。

潘燊昌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三C哲學。三C就是把Change（變動）視為challenge（挑戰），反而有Chance（機會）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實際上就是化為主動的道理。古往今來，無論是戰場上還是商場上，無論是政府的治理還是公司的經營，凡是能從容應對危局，把劣勢變為優勢的，都離不開“變動———挑戰———機會”的轉化，這也是潘先生所說的“危機就是轉機”。他在書裡列舉了不少例證，讀來引人入勝，對於EMBA、MBA、大學和專科學生，以及一切從事公司經營管理的人都很有啟示。早在1970年，美國一位企業家伊利·戈爾德斯頓在讀到著名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的新著後，就在《美國經濟評論》（1970年5月）上撰文對加爾佈雷思進行挖苦。

他說，你們這些經濟學家好比是魚類學專家，總是粘在珊瑚礁上，從水面上往下看魚群的遊動，品評一番，而我們這些企業家好比是魚，我們在水裡看到周圍魚群的遊動，看他們是怎樣謀求生存的，從水裡看魚群遊動和從水面上看魚群的遊動完全不一樣。這段嘲諷很有意思。潘先生是企業家，他對商場情況的瞭解，對公司經營管理的心得體會，正同魚在水裡觀察四周一樣，有自己獨到之處，的確要勝過經濟學家許多。何況，公司經營管理中的奧秘和制勝之道，更不是講壇上的經濟學教授所能瞭解的。

潘先生是全香港第一位透過英國精算師資考試的香港居民，精算是他的本行。用他自己的話說：“要學會糊塗”，“成天與‘數字’交往，只要算得精就可以了。但在與業務員的相處過程中，我學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作為精算師，要算得精確：作為企業家，又要學會胡塗。這難道不正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體現嗎？學識淵博的經濟學家中間，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這一點？

使我最感興趣的是書中有關法家、儒家、道家的管理哲學的闡發。他的觀點和我不謀而合。我在所著《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曾這樣寫道：“法治的出發點是‘人性惡’；由於法治從‘性惡’出發，所以強調的是告誡，是處罰，非如此不足以使社會安定、有序，所以要貫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由於法治從‘性善’出發，所以強調的是道德感染與教化，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從而不僅可以使社會安定、有序，而且可以使每個社會成員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第251～252頁）儒家主張德治，法家主張法治，二者儘管側重點不同，但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大到社會的治理，小到公司的治理，對不同層次、不同工作崗位的

人有不同的對待方式。潘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對儒家的管理哲學和法家的管理哲學在公司內部的運用，講得十分透徹：一方面有賞有罰，嚴格執行規章制度；另一方面採用“人性化”的管理，以身作則，以德服人，發揮團隊精神。不能否認，這些正表明在公司內部德治與法治兼用的必要性。

至於道家的管理哲學，我和潘先生各自從不同角度來領會和闡發。我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開設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學》課程中，是這樣講授的：“道家管理哲學的要點，是尊重客觀規律，順應客觀規律的事情。凡事都要站的高些，看得遠些，待人要寬厚，緩流總比急流寬，這樣，處理大事時就總會留有餘地。”

潘先生在書中則寫道：“世事變化無常，很多事情成功與否要看時機，所謂‘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決策者只能盡力而為，制勝關鍵在於能否在於讓公司的優勢和環境的大趨勢巧妙配合。有時要比流行領先一步，有時要和市場逆勢而為，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