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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長的過道拐了幾個彎，前面就是茶室，我們就站在工作間高大的雙翼門前。侍從海因茨·林格先敲過門，推開，說：“我的元首，柏林的女士們已在等候。”

我們走入這個大房間，就站在書桌前。希特勒微笑著走近我們，緩緩舉起手來，向我們致禮，然後與每個人握手。他的聲音又低沉，又豐滿，他逐一問我們，叫什麼名字，家鄉在哪兒。

我是最後一個回答的，也是惟一的慕尼黑人。他繼而問我的年齡，再次泛起微笑，目光在我們身上掃過——他那種著名的檢閱的目光，又舉起手來致意。我們就這麼退回去了，連那句“嗨，希特勒！”都沒來得及說。

出來之後，那股緊張和興奮的勁頭兒煙消雲散，大家開始吱吱喳喳地嚼起舌頭來，談論希特勒握手的方式啦，他攝人心魄的眼神啦，他的身材啦等細枝末節，在這麼一場意義非凡的會面中，一切細枝末節也都意義非凡。

任務完成得如此圓滿，博爾曼得意洋洋，還帶我們到幾步之外一家部隊俱樂部，送我們每人一杯子香檳酒，以示慶祝。

士兵和軍官無不為我們的到來而雀躍。因為太興奮，所以愈發餓起來了，我們吃了好些加料的麵包。最後，博爾曼送我們回專車。

第二天一早，傳令兵就起身去接旨，看希特勒看中了我們中的哪一位。我們猜測，他的選擇標準，準是我們的外貌。到第二天博爾曼向我們解釋原委的時候，我們都很不好意思，原來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還得等著參加一場聽寫測驗。元首專車的工作人員，來自禁區的訪客，偶爾還來車廂看看，他們放出口風，就女性風姿而言，我有極大的可能性，成為希特勒的女秘書。一來，希特勒對慕尼黑和慕尼黑人抱有強烈好感，二來，我長得很像埃娃·布勞恩。然而，我又是一個實打實的“逢考必輸”的典型，所以，對即將到來的聽寫測驗，我倒也沒抱什麼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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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書回憶錄　1（5）

那陣子，我們還按照原先的分配待著，好幾個星期，希特勒什麼時候會舉行聽寫測驗，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只能等待，直到他能騰出一個適宜口授的日子為止。閒著也是閒著，我們有時也去幫幫那兩位老秘書乾點活兒，比方說，整理聖誕禮物和聖誕禮金的發放名單。我們也在空地上堆雪人，次日總讓元首指揮部的衛兵毀掉，因為他們認為，這裡是何等所在，堆個雪人實在太不嚴肅了。對我們打雪仗，他們也是一肚子氣。

雪仗打罷，我回到自己的車廂裡取暖，頭髮溼漉漉的。就在這一刻，那扭轉我一生的號角，吹響了。

我跟同伴，一位金髮女郎，聽元首副官安排，參加聽寫測驗。又一次，同樣的興奮，同一條路，通向元首指揮部。

我像一隻獻作祭禮的小羊羔。一旦出了什麼錯誤，伯辰女士會出手相助。等了幾分鐘，又一次由林格領到工作間內，聽希特勒的指示。這一回，我身後的門鎖上了，我與希特勒單獨相處。

我發現，他戴上了眼鏡。眼鏡款式老土，鎳框的廉價貨色——當然也有可能，那其實是白金鏡架，不過無論如何，算不得好看。

他又一次向我伸出手來，讓我坐到打字機旁，緊挨著他的寫字桌。我揭開打字機蓋子，捲紙，他柔聲細語，像哄著一個小孩子那樣，說：“您不必太緊張，我口語中的錯誤，一定比您記錄中的錯誤多得多呢！”

我向他保證，我會盡量放鬆下來，可惜我的手不住地顫抖著，揭穿了我的謊話。當他說出第一個句子時，我的手指完全不聽使喚了，連一個單字都沒記準。

我滿懷驚恐地看著打出來的這一行字，那就像一行中文字一樣，一個字都不認識。我努力努力要讓自己集中精神跟上他的思路，讓自己的手指鎮靜一點兒。

這時候，門敲響了，侍從進來，報上赫韋爾的名字——那是希特勒與裡賓特洛甫之間的新聞官。赫韋爾跟希特勒還沒講幾句，就讓裡賓特洛甫的電話給打斷了。我親眼看著，希特勒自自在在，打起電話來一點都不拿腔作勢，談起我從前的上司，他謙和地稱呼人家為米勒先生或舒爾茨先生，我慢慢平靜下來。接下來的聽寫，我打得又快又好，沒再碰上什麼困難。只是，那份口述的內容，我那天一無所知。我想，大概那是一封感謝信，永遠都不會公開的。

打完字，我把信紙折起來交給元首。

那會兒我還不曉得，我本該加寬行距，好讓元首容易修改。告辭時，他坐在寫字桌旁，再三說，我寫得很好。

我輕輕鬆鬆步出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