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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特勞德爾·容格

書絕非遲暮的自辯，亦不作自首陳詞。我並不打算以此為一生懺悔。確切地說，它是一番和解的嘗試，並非與我身外的世界，而是與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諒解，只在幫補理解。

兩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書。由此不難想見，我的生活至今風波不斷。1947到1948年，記憶尚鮮亮，我落筆寫過與阿道夫·希特勒唇齒相依的日子。那年代裡，“咱們全體”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驅逐——運動出乎意料地成功。當年執筆理當不苟言笑，主調也罷，小插曲也罷，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將來或許還有點用處的細節，會紛紛隨風飄散或泯滅於遺忘的墓堆。

詞句毫不檢討，又顯親褻，再翻幾十年前努力剋制著寫下的手稿，我又驚又愧，這不正是當初試圖避免的嗎？我怎會竟如此天真，如此輕狂？因此，我至今怯於將手稿在祖國付印。另外也因為，眼看針對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千年帝國”的批判如潮，我個人的歷史和視角，又有何成書的必要呢。我也害怕追逐轟動效應，乃至把書變成對錯誤年代的讚許。

我從未掩飾我的過去，然而戰後多年，這個世界偏偏為之粉飾：她多麼年輕，不諳世事，上司心如蛇蠍，外貌卻平庸中和，她怎能洞察，云云。非納粹化委員會給我以“小跟班”定性，減免罪責。連聽過我陳情的熟人——納粹政權的同謀也好，遭納粹政權迫害過的異見分子也好——都異口同聲如此認定。我樂得接受這類無罪宣判。乃至納粹德國天崩地坼時，我甚至還加倍隆重地慶祝了自己25歲生日，從此抱定明正決心：就活下去吧。

到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我才開始認真反思我的經歷，以及漸漸腫脹的負罪感。過去35年間，這不啻折磨：去了解自己，去挖掘當時的動機，太難了。就讓自己這樣說：1942年我才22歲，太年輕，又滿心好奇，叫阿道夫·希特勒迷得神魂顛倒，他是個和藹的上司，又像父執一樣的朋友，坊間的告誡我通通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我追隨他陪伴他，最後幾近悲慘收場。他的罪惡如今路人皆知，我也將為負罪感纏縛至嚥氣一刻。

兩年前我認識了作家梅麗莎·米勒。她找我作時代證人，回答好些關於阿道夫·希特勒的問題，比如他於藝界的雅好等。談話多涉及我的生活，尤其是與希特勒相遇後所受的潛移默化。梅麗莎·米勒屬於戰後出生的第二代，眼光囿於她關於第三帝國罪惡的識見。幸而她不是以正義自命的那類事後諸葛亮，思考方式並不片面。她垂聽著，我們這些從前站立在元首的光環下的時代證人到底還有什麼可講述的，她步步尋索來龍去脈。

前言（2）

“我們不能將傳記當作事後辯白，相反我們得肩負這些生活下去。然而，我們可以修正自己。”賴納·孔策在《一年日記》中如是說，尤其對我，這引言意味深長。“人們並不單單要求你公開下跪，”他繼續說，“沉默的愧色比任何告白更具說服力——也更真誠。”因此梅麗莎·米勒說服了我，將這部手稿公開出版。既然她能借此理解，向法西斯希特勒屈膝曾是順理成章的事，而那年頭要清醒意識到我們正傾力於一場種族大屠殺，卻那麼不可思議，我想，讀者也能理解吧。但願如此。

去年梅麗莎·米勒又把安德烈·埃萊爾介紹給我，在我看來，他不僅是位極富魅力的藝術家，還是個堅持政治正確的積極分子。我們談及那個叫特勞德爾·胡姆普斯胡姆普斯是作者的婚前姓。這裡是指，他們談起少女容格，而多年後已成老嫗的容格對少女時代的所為不再認同了。——譯註的女孩子，我與她勢不兩立經年，而這場深談給我的可貴啟示綿綿無盡。整個過程都用攝像機拍下來了。安德烈·埃萊爾與奧特馬爾·施米德拉爾將素材整理成紀錄片《在死亡的角落》，可與本書互為參照。

書中的講述者，時而是少女容格，時而是老嫗容格。少女容格，把對納粹政權所謂內幕愈發濃烈的好奇心改寫為回憶札記出版，企圖藉此為自己辯護，少女容格彷彿已經死了。老嫗容格卻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過希望還能更深一層反思，而非像當初的企圖一般流於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視永遠必要。人該聽從來自良知的聲音。認罪與改悔其實無需預備太多勇氣。世人總得一邊繳著學費一邊自我改善。

特勞德爾·容格2002年1月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邊的日子——寫於1947年

特勞德爾·容格

編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