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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點多。當時我們決定，第二天早上10點鐘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說明檢驗物證及現場重建的初步結果，然後便趕往機場，搭機返回美國。因此，我們必須先將初步結果整理一番，製作成簡報資料，一份給刑事警察局作偵查的參考，另一份則帶回美國準備作將來撰寫鑑定報告的參考。到了晚上12點多，大家都因工作太累了，所以先回房休息，查理則自願留下來陪我，我在計算機前撰寫我們的初步報告及對刑事警察局的偵查建議事項。到了凌晨1點多，查理也撐不住了，直打瞌睡，只是不好意思先去睡，就一直喝濃咖啡提神。看他那一副可憐相，我忍不住說：“查理，你先回房睡覺吧。”他還是堅持說：“李博士，您一人熬夜工作，我一定要留下與您作伴。”到了2點多時，他再也熬不住，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不僅聲音洪亮，而且高低起伏，口水直流。我看了實在忍不住笑了起來，把他叫醒後，叫程曉桂趕他回房休息。他聽到我這麼說，好像受到大赦一般，連聲道謝，立即回房。我獨自一直忙到凌晨4點多，才終於將簡報資料的結論準備好。人也覺得累了，連鞋子也沒脫，就躺在床上。數十年來忙碌的工作練就了我眼睛一閉，就能進入夢鄉的好功夫。6點不到，程曉桂帶著幾位鑑識科的同仁前來幫忙整理行李，運至機場。7點整，我們趕到刑事警察局與侯友宜及其他專案人員作了最後一次會議，建議他們用“地毯式搜尋”及“大海撈針”的偵查方式，針對10個重點，繼續努力：

一、嚴格搜尋所有私槍、子彈及地下兵工廠；

二、鼓勵民眾，報繳私槍武器；

三、將過去所有的涉案玩具槍支案件，重新調卷檢驗；

四、將過去送鑑的子彈重新調卷檢驗；

五、比對彈頭、彈殼上的工具痕跡和特殊痕跡；

六、比對彈頭、彈殼，找出相同製造方法者；

七、由彈頭、彈殼，追尋出制槍工廠；

八、由制槍工廠，追尋出制槍者身份；

九、由制槍者，追尋出“3·19”的涉案兇槍；

十、由購買兇槍者，追尋出真正槍手身份。

這些工作在刑案邏輯圖推導上，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外勤的刑警、警員及鑑識科物理組的工作人員就要特別辛苦了！

10點整，記者會在刑事警察局舉行。我先將我們一行的美國專家作簡短的介紹，並感謝他們不辭辛勞，千里迢迢趕來幫忙，整整工作了兩天半，連在臺北受宴及觀光的時間都沒有。接著，我把我們的工作結論分成下列3大部分：

一、物證檢驗結果；

二、傷口記錄檢驗結果；

三、現場重建結果。

分別逐項說明，其中有關彈頭、彈殼上面特殊的工具痕跡及彈殼設計只有稍微提及，為避免打草驚蛇，無法作詳細的說明。記者會結束之後，我們立即趕到機場搭乘華航班機，經東京轉赴夏威夷“全球亞裔幫派警察首長會議”演講。演講完後，馬上趕回康州。

我回康州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各項資料輸入計算機。一面與其他專家聯絡，請大家在6月底前，將每個人的鑑定報告送交到我的辦公室，然後整合各方意見並彙整成一份完整的報告書，送交回臺灣法院檢察署。

然而，一直到7月底，我卻連一份報告都還沒有收到，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碌，而且勘驗本案我也沒有得到一分報酬。在美國，刑事鑑識專家的顧問費大約是每小時500美金。我和魏契法醫的顧問費用都在每日1萬美金以上，3天的工作、兩天的差旅，加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所以有部分的親友認為我是個大傻瓜，一毛錢也沒拿到，還要倒貼支付照相、電話、郵電、秘書、打字、印刷等開支，還要說服大家前來幫忙，最後還得忍受一些無意義的批判。對此，我只能說無愧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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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個彈殼重建彈道（4）

誰叫我是中國人？這是我們中國人應負的責任及義務，我是要對我們的民族、社會有個交代，歷史將會是最有力的見證，事實真相將來一定會水落石出的。

在這幾個月，程曉桂經常與我保持電話聯絡，報告槍支、子彈比對的最新進展。我知道他們很辛苦，並遭受到很多無情的指責與批評，我只能安慰他們，從事鑑識工作就要有“苦行僧”的精神，不管別人如何講怎麼批評，自己只能一步一腳印地努力，讓證據去講話。由於我在國外還有幾件大案在手上，還在偵辦中，所以“3·19”槍擊案的調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