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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牛頓與赫斯特和拉斯克這兩家的交往都不怎麼密切。在他們中間，他顯得很不合群。他比別人說話少，卻比他們舉止得體，真誠坦率。沒人知道他幹什麼工作，我們很少看見他，說話的次數更少。他就是那種人，儘管他只問候你一句“早安”，你也會感覺良好。他的問候就像是一種祝福。令我們頗覺好奇的是他身上那種說不清道不明卻又揮之不去的憂鬱。這種憂鬱應該出現在那種經歷過深深的、無法說出的痛苦的人身上。我們懷疑他的痛苦與他那位我們從未謀面的母親有關。

她有什麼病嗎？或者她是個瘋子？要不她就是殘廢？至於他父親，我們一直不知道他是死了還是遺棄了他們母子倆。

對於我們這些身體健康、無憂無慮的年輕人來說，拉斯克一家人一直很神秘。

每天早晨準七點半，瞎了眼睛的老拉斯克先生就拿起他那根結實的柺杖，牽著狗走出家門。這事本身對我們有一種奇特的影響力。他們家那幢房子看起來很古怪。比如說，某扇窗子從來不開，遮光簾也總是拉著。拉斯克家的女兒莫莉經常坐在其他窗子中的一扇前，旁邊放著一罐啤酒。每天窗簾一拉起時她就坐在那兒，像是一場演出的簾幕拉起來了。她每天什麼事也不幹，也不想幹什麼事，就是從早到晚坐在那兒聽人家東家長西家短地閒聊。所以我們那一片兒有點什麼事她都知道。時不時地她就又豐滿了許多，好像她懷孕了似的。她只不過是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儘管她又懶又邋遢，我們還是挺喜歡她的。她懶得連走路去街拐角的雜貨店買東西都不願意。她總是從窗戶裡扔給我們四分之一或者半個美元讓我們替她跑腿，然後零錢就歸我們了。有時候，她忘了讓我們去買什麼，就讓我們自己留著那些破東西。

老赫斯勒也開了個小店。他是個蠻不講理的人。每次碰見他，他總是把我們臭罵一頓。他力氣很大，無論喝醉了酒還是沒喝醉，他都能輕而易舉地舉起又大又重的東西。很自然地，我們對他又敬又怕。可是最可怕的是他怎樣教訓他兒子——他能用他那隻大腳把兒子從地上舉起來，還有，他打他兒子用的竟然是馬鞭。雖然我們不敢對那老頭搞什麼惡作劇，我們還是經常聚在街拐角那塊空地上商量怎麼樣才能以牙還牙地報復他一次。看見埃德·赫斯勒一見他爸爸走過來就用手抱著腦袋蹲下去那窩囊樣兒真是夠丟人的。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們通知埃德來跟我們一起商量一下，可是，他一明白我們談的是什麼，就趕緊夾著尾巴逃跑了。

我很奇怪我這些少年時期的朋友會常常縈繞在心頭。我常談起的那些人大多住在那片老居民區，也就是我非常喜歡的第十四區。在那條街上，他們是跟別人不太一樣的。作為一個未滿二十歲的男孩子，在那片老居民區裡，我已經習慣了與那些笨蛋、小流氓、小無賴、不入流的拳手、癲癇病人、酒鬼和蕩婦們混在一起。在過去那個可愛的圈子裡的每個人都是個“角色”。可是，在我搬去的那片新住宅區裡，每個人都很正常，平淡得沒什麼味道，沒什麼引人注意的地方。除了住在農村裡的那幫人以外，只有一個例外。我不記得那傢伙的名字了，但是他的個性卻在我的記憶裡生了根。他是我們住的那一片兒新搬來的，比我們都大一點兒，也跟我們“截然不同”。有一天，我們在玩彈子的時候，我說了句令他驚訝不已的話。他問我：“你是從哪兒來的？”我說：“我原來住在德里格斯路。”他一聽，馬上兩腿一叉，一把抱住我嚷著說：“你怎麼不早告訴我？我住威斯路，就在北七街拐角。”

當時就像兩個弟兄互換口令似的，我們倆之間立刻就有了某種聯絡。以後，無論做什麼遊戲，他總是跟我一夥兒。如果哪個大孩子威脅說要找我麻煩的話，他也絕不袖手旁觀。如果他要說點兒重要的事情，就用我們第十四區的土話來說。

有一天，他把我介紹給了他妹妹。他妹妹就比我小一點兒，我對她幾乎一見鍾情。她不漂亮，即使是在我這個毛頭小夥子眼裡也是如此，但是她身上有一種很特別的味道，那種味道我只在我以前住的地方那些我傾慕的女孩子身上見過。

有一天晚上，他們為我開了一個奇特的晚會。我們那一片的年輕人都在——除了我那個新交的朋友和他的妹妹。我傷心極了，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請他們兄妹倆來，他們告訴我說那兩個人不屬於我們這個圈子。這是特意為我安排的。我馬上偷偷地溜出那幢房子去找他們，我急急地向他們的母親解釋說這只不過是個誤會，僅僅是一個由於疏忽造成的錯誤。人們都等著她兒子和女兒快去呢。她帶著會意的微笑拍了拍我的頭，告訴我說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