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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得之間（3）

我的一位朋友是經濟學博士，在澳大利亞政府財政部做經濟預測專家。他曾同我講起讓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今年初，國內的一個商人去澳大利亞旅行時拜訪了他。兩個人喝茶時，談起西方人的慈善行為，朋友向這個商人介紹說，大多數的富人已經把向社會捐贈這種慈善行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為他們一向抱有取之於社會並回饋社會的理念。這個商人聽後，不屑一顧地說：別信那個，他們不過是為了逃稅罷了。“聽了他的話，我很驚訝，也很悲哀。”朋友對我說。

經濟學中有一個“基尼係數”，是判斷一個國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指標在0－1之間波動。如果一個國家財富絕對平均，係數為0；如果社會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在1％的人手裡，係數則為1。0或1都是理論數值，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基尼係數在－之間，說明財富分配相對平均；在－之間，說明財富分配比較合理；在－之間，說明財富分配差距偏大。其中，作為“警戒線”。一旦基尼係數超過，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的“危險”狀態。

到2003年的時候，拉美國家的平均0．522的基尼係數，意味著該地區不少國家已經相當接近甚至超過了0．6的危險狀態。雖然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人均收入已達3000美元以上，個別國家甚至超過5000美元，總體收入水平高於東南亞國家，但近幾年，拉美的一些國家局勢動盪不安，時有###和騷亂髮生。

1978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1988年，為3；1998年，為0；2003年，達到58，超過了的“警戒線”；2004年，超過65，依舊是上升的趨勢，並且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個數值比較保守，實際可能會更高些。而在同期，我們的鄰國印度是78，日本為49。

在社會總體財富不斷增長的過程中，如果忽視了社會底層群體的利益，就有可能導致這個社會群體享受不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這個龐大的群體就像金字塔的塔基，一旦他們被排除在發展之外，社會資源和財富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那麼，這個社會就有可能形成潛在的危機，社會的基礎就會動搖，社會環境就會惡化。

十八世紀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GDP是世界第一，類似於目前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但是，被奉為市場經濟鼻祖的亞當？斯密卻斷言，當時的中國已經富到頭了，不會再有發展潛力。他判斷的理由基於兩點：第一，中國的市場是不開放的；第二，中國包括官僚和商人在內的富人享受著最大量的財富和種種權利，而中國的窮人卻連最基本的保障都沒有。許多學者都把亞當？斯密說的第一點當作十八世紀以後中國走向衰落的決定性因素，以印證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往往忽略了他說的第二點。實際上，如果按基尼係數的標準來分析，從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看，國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早已遠遠超過了“警戒線”，所以才會###不斷，甚至出現太平天國與清政府長期對峙爭鬥的局面。即使經濟開放為國家帶來更多的財富，也會在戰亂中消耗殆盡。可以說，亞當？斯密講的第二點判斷理由，對中國的衰落走向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窮人和富人乘坐同一艘船。窮人的座位下有一個洞，富人應該幫他們補上。不然，洞越破越大，船就會沉沒，大家一損俱損，富人不可能獨善其身。

誰是“企業公民”？

談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問題，我們不能不提及王石倡導的“企業公民”理念。

2005年，在中國企業家公民論壇上，萬科被評選為“最佳企業公民”，也連續兩年入選《21世紀經濟報道》的“最佳企業公民”評選。在2006年，王石把萬科的定位確定為“改革先鋒、企業公民”。王石說：“注重企業公民責任才會雙贏。”

美國波士頓商學院曾經給出過“企業公民”的定義：企業公民是指一個公司將社會基本價值與日常商業實踐、運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為方式。一個企業公民認為公司的成功與社會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關，因此，它會全面考慮公司對所有利益相關人的影響，包括僱員、客戶、社群、供應商和自然環境。

在中國，2003年《中國企業家》雜誌曾進行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的400位企業高階管理者中，有％的被訪者認為社會責任對本公司具有重要意義。“蘇丹紅”、奶粉造假導致的“大頭娃娃”、屢次發生的煤礦礦難等等事件，說明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企業的經營活動實際上是依存於社會環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