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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時跑得快。在企業管理裡面，設定一些競爭目標，一些競爭對手，實際上是競爭“多贏”，這種“多贏”不僅僅限於兩個競爭對手，還有這種行業、社會和消費者。因為競爭把暴利排除了，讓消費者得到了實惠，產品品質提高了，價格反倒下來了，競爭的結果是服務提高了。

所以，從社會意義上講，“共存”競爭實際上是一種深層次的“競合”關係。

這時，“競合”對企業的意義，實際就是對手互相間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牛根生曾談到過一個例子很形象。他說：“德國是彈丸之地，比我們內蒙古還小，但它產生了5個世界級的名牌汽車公司。有一年，一個記者問‘賓士’的老總，賓士車為什麼飛速進步，風靡世界？‘賓士’老總回答說‘因為寶馬將我們攆得太緊了’。記者轉而問‘寶馬’老總同一個問題，‘寶馬’老總回答說‘因為賓士跑得太快了’。”

這讓我想到中央電視臺“小崔說事兒”的一期節目。記得那期節目談的是兩個外國人沿著紅軍長征的路線長途旅行的事情。兩個老外講，有一段路程，紅軍當初只用了一天就走完了，我們用了兩天也沒走完，所以紅軍實在是太偉大了。這時，崔永元露出一臉壞笑說：那是後面沒有人拿槍追你們。如果後面有人拿槍追著，你們再試試？

圓融的境界（1）

“和稀泥”，是我們描述不講原則化解矛盾的一種比喻方式，常常含有貶義的色彩。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和稀泥”的方式，常常是解決激烈矛盾的最佳方法，在國與國的外交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處理差異和矛盾時；　透過各種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的最佳結合，往往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和方法。

那麼，在“和稀泥”的過程中，什麼才是決定性的因素？是水。想一想我們的生活經驗，當把水泥、沙土及其他新增物攪和到一起時，如果沒有水作為媒介，各種物質表面看是混合到了一起，實際依然各自分離。這時，水的融合特性就顯得十分關鍵。只有用水來“和”，這些物質才能真正粘和在一起，也才能形成堅固的建築構件。這時，水的融合特性就顯露無遺了，因為水在融合各種物質時，沒有偏好，不會厚此薄彼，所以各種物質在水的作用下，就會服服帖帖處於“和而不同”的最佳組合中了。

柳傳志對聯想文化的建議是——增加溼潤的空氣。

柳傳志大約深諳水的圓融之道，所以能夠深刻意識到中國人更注重內心的精神生活，更講求調和之道。因此，他對聯想文化的建議是——“增加溼潤的空氣”，進而聯想形成了“溼潤”的“親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賞、親情。從功利角度而言，企業注重員工的人際關係和精神需求，是為了人力資源的有效整合，以使管理能夠進入最佳的和諧狀態，有利於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有效提升。這實際上已從感性上升到了理性。

圓融是外在的表現形式，圓融的深處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和合”。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說，中國重和合會通，西方重分別獨立。中國人的天性，所謂我們的國民性，是“和合”的分數多過“分別”的。的確，中國人自先古以來便具有“和為貴”、異中求同的“和合”文化傳統，所以，“和合”思想包含著中華民族崇尚和諧統一的傳統美德和兼收融合的寬廣胸襟。

紫禁城中的主要建築都以“和”命名，如三大殿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正門“太和門”、東西兩側的“協和門”、“熙和門”等。殿與門上的“和”字所代表的意義，正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中正”、“仁和”，突出了傳統的儒家理念，傳遞了統治者渴望天下圓融和諧的理想。當君臣從這裡出入，“和”字都在隨時提醒他們，要以“中正”為基，以“仁和”為本。

曾國藩在京城做官時，有一天，湖南湘鄉老家來信說，府上為了蓋新宅子，與鄰居為一牆之隔的地界發生爭執，鬧得很兇，甚至還要打官司。老家人忿忿不平，想借助曾國藩的權勢壓服對方。曾國藩收到信後，想起康熙年間文華殿大學士張英寫的一首詩。於是，他便寫了一封長信給弟弟曾國潢，並附上張英的詩：“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讀了曾國藩的信和詩後，茅塞頓開。是啊，“讓他三尺有何妨”呢？所以將自家的地界退縮了三尺。曾家的這一舉動，讓鄰居十分感動，於是不僅不再與曾家爭執，見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還將其轉讓給曾家擴建新宅。於是就有了歷史上著名的“六尺衚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