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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從1644年到18世紀末葉，中國的疆域也在擴大，但是這些地域處於歐亞大陸的內部，既沒有幅員遼闊的土地，也沒有眾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樣提供豐富的原材料。東南亞資源富碩，本應該是在中國的新世界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最佳選擇。15世紀初葉，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乘坐的船隻之龐大要遠遠勝於當時歐洲建造的船隻，這表明中國並不缺乏技術能力和財力，但是中國對待海外利益和財富的態度，與歐洲國家極為不同。儘管大量的中國人移民到東南亞，但是與歐洲不同，中國無意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軍事和政治支援，相反清王朝非常關注中國北部和西部的內陸地區，這些都反映出一個事實，中國認為自己是大陸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這引發了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就是歐洲和中國，以及兩國①的精英分子，其態度到底存在何種程度上的差異，最終使得中國沒能取得歐洲那樣的突破性成果。中國的國力當然不是問題，我們在第3章將會看到，中國一旦把經濟和自然資源利用起來，就完全具備建立豐功偉業的能力。高度發達的糧食倉儲系統、長達1　794公里的京杭大運河、疆域政策，都表現出清政府強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遠途運輸大宗物品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完全有能力勝任。但是，中國優先考慮的不是煤炭，而是糧食、鹽巴、銅礦，因為這些物資對於維護國家穩定和團結、維持百姓生活是至關重要的，它們始終是政府最為關注的層面。

實際上，這裡存在一個顯著的差異：政府往往把重點放在維持秩序和均衡發展方面，對商業行為和工業化程序關注較少。政府極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為看成有損於儒家倡導的和諧價值觀的表現。這並不是說政府禁止市場活動和商業行為，而是說它大力支援農業發展。但是，除了那些從事鹽業和外貿等壟斷活動的商人能從中享受到一些好處，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沒有起到促進商業資本主義的作用。相反，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對新興產業更為支援。同樣地，清政府不允許各省之間展開競爭，認為那樣顯然會造成不穩定的局面，而在歐洲，這種競爭已經轉化為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導致中國和西歐國家心態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歐洲，隨著商業階層的擴大，它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逐步步入歐洲統治階層；而在中國，商業階層一直難以進入統治階層。商人沒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資助和扶持來保護和促進大型商業企業的發展。西歐國家，首先以英國為例，更傾向於以工業發展為導向；而在中國，行政階層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導地位。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一章　西方的興起（4）

因此，1800年英國相對於中國來說擁有兩大長期優勢並非偶然。英國（其他歐洲國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國更傾向於工業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歐洲內戰為西歐提供了豐富的戰略資產，尤其在原材料和軍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為18世紀末葉的英國解決了日益嚴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問題卻純屬偶然。因此，關鍵點仍然在於1800年的中國（還有日本）發現自己處於一個與西歐非常相似的經濟地位，也擁有實現經濟騰飛的類似潛力。兩者之間的決定性區別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國家的資源、相對充足的煤炭供應使英國資源受限較小、英國政府對工業化的支援態度。中國未能擁有這些偶然因素，結果發現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鴉片戰爭為開端，隨著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的入侵，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所處的局勢嚴重惡化。歷史的結局難以預料：1850年的中國和1750年一樣，還是農業社會，而到1950年，農業經濟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估計，中國1820年的GDP是2　286億美元——幾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時僅微升至2　413億美元，幾乎沒有什麼增長，而到1950年時，卻下降至2　399億美元。

如果說中國1800~1949年的災難性遭遇發軔於1600年前後，而不是1800年前後，那麼中國當前經濟活力的先兆並沒有消逝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終存在於近代的社會程序中。這使得中國自1978年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的經濟變革的成就更有據可查。1800年的中國經濟絕對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