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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艱鉅和難度可想而知。

我該怎麼辦呢？用槍麼？這事情一想起來就分外可怕。對弗萊迪而言，他從小就是看著大人靠打獵和捕魚為生，舞刀弄槍他早已習以為常，這輩子都不會對槍支感到陌生和恐懼。甚至和酗酒一樣，玩槍也讓他上癮，彷彿當事情一不如他的意，就只知道拿槍來擺平。只有這樣，他內心的憤怒才能平息，這遠比不痛不癢地踢別人幾腳來的過癮。

在我8歲的時候，荷槍實彈的槍械給我帶來的感覺只有灰心喪氣。幾年前，我和一個朋友在雷鳥酒店外面的巷子裡玩耍，在一個廢棄的爐子裡找到一枚0。22口徑的手槍。不知這東西是真是假，我們決定拿個什麼人試試－－現在回想起來都有些後怕。多虧我們打偏了，否則我們瞄準的那姑娘就完了。當弗萊迪接到告狀的電話，我猜可能是媽媽打來的，弗萊迪開始破口大罵。我知道自己做了件蠢事，也是件錯事，但我不想為此捱打，所以我飛奔到自己的臥室，鑽到床下，屏住呼吸，不敢出來。還沒等我緩過神來，弗萊迪就過來把整個床都掀了起來，我暴露無遺，像個受驚的小獸哆嗦個不停。挨皮帶抽的滋味是不好受，但是感覺他無處不在、無所不在那才更為可怕。

而且，即便此時此刻我有一支槍，我也會用，也無濟於事。實際上，一天晚上突然傳來訊息，他喝多了，在酒吧和人家打了起來，他最好的朋友西蒙·格蘭特一槍打中了他的肚子，讚美主啊，感謝神！但是弗萊迪的大肚子似乎是有防彈功能，他是流了不少血，可是當取出子彈，在醫院觀察了一晚之後，他第二天就直接上班去了。

因為不知道自己到底該怎麼做，所以每當有這樣那樣的意外出現，就愈發證明了我別無選擇，只能幹掉這個傢伙。一天晚上，當他又準備對媽媽無禮的時候，我跑去叫了警察，那一刻我真的起了殺心。

離沙伊店不遠的第九大道萬利捷大街的路口，有個酒吧叫做卡西巴。希望能找個人借給我10美分，在酒吧外面的收費電話上報警，看到旁邊有個人，我去碰碰運氣，他頭戴窄邊帽，鯊皮套裝，帶著粉色圓點領帶，活像個1962年密爾沃基北部區的球員從明信片上走了下來。

“先生，打擾一下，”我跑了上去，上氣不接下氣，“能給我10美分打個電話報警嗎？我繼父正在使勁兒打我媽媽。”

這傢伙眼睛都沒眨一眨，就說了句：“小黑鬼，別擋路。”

我當時真想殺了這狗孃養的，當然要先幹掉弗萊迪再說。

終於我找到一個人願意相信媽媽真的性命難保，我終於借到了錢，叫了兩個警察過來，兩人都是白人。

等他們到了家，弗萊迪正坐在沙發上，而兩個警察顯然沒想到他是這麼個大塊頭。兩人緊張地對視了一下，有人清了清喉嚨，說道：“崔普雷特先生，我們可以用下電話嗎，得叫輛警車過來。”

弗萊迪當時的表現居然有些幽默的味道，他前傾了一點，答道：“見鬼，你們甭想用我的電話叫警車來，把老子送到監獄，去你的吧！”

太滑稽了，兩個警察最後連哄帶騙地把他送到警局。弗萊迪一走，我就問媽媽，為什麼警察人都來了，還要打電話叫警車來？媽媽答道：“也許他們覺得應該叫上幾個大個兒警官，才能把他弄出去。”

有一天更恐怖，為躲避弗萊迪的暴力，媽媽居然逃到第十大道右街的奧多姆街角店。店主奧多姆是我校友的父親，看到媽媽躺到櫃檯後面，他也沒說什麼。

弗萊迪手裡揮著獵槍橫著走進了商店，問奧多姆先生：“那婊子在哪兒呢？”

奧多姆先生聳聳肩：“弗萊迪，她沒來過，但別在我的店裡擺弄你的獵槍，聽到了嗎？”

奧多姆先生可不是吃素的，弗萊迪也知道這點，他這種人其實是吃軟怕硬，當遇到比自己還厲害的人時，他立刻就服軟了。也沒再多說什麼，弗萊迪轉身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拎著槍，招搖過市，找尋媽媽的蹤影。

媽媽一直在櫃檯下躲到傍晚時分，後來弗萊迪好像終於冷靜點了。在接下來的幾天，弗萊迪體內的“氣壓閥”似乎放了些氣，“氣壓計”顯示暴風雨一時半會兒還不會爆發。但我和媽媽、12歲的奧菲麗婭、4歲的沙崙以及兩歲的金牡，我們幾個都如履薄冰，膽戰心驚，因為“氣壓計”這種東西有時也沒準兒。

我知道大家對弗萊迪又恨又怕，但母親對於我們這種人間地獄般難以忍受的境地是作何考慮，我卻不得而知，這個問題就像我生父是誰，人在哪裡一樣，我無法知曉。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瞭解到有關她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