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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鼓舞起他們的愛國心，告訴他們抵抗敵人，但是他自己怎麼還在這裡裝聾賣傻的教書，而不到戰場上去呢？他應當勸告他們忍耐，但是怎麼忍耐呢？他可以教他們忍受亡國的恥辱嗎？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援著他的身體，他用極大的力量張開了口。他的聲音，好象一根細魚刺似的橫在了喉中。張了幾次嘴，他並沒說出話來。他希望學生們問他點什麼。可是，學生們沒有任何動作；除了有幾個年紀較大的把淚在臉上流成很長很亮的道子，沒有人出聲。城亡了，民族的春花也都變成了木頭。

糊里糊塗的，他從嗓子裡擠出兩句話來：“明天上課。今天，今天，不上了！”

學生們的眼睛開始活動，似乎都希望他說點與國事有關的訊息或意見。他也很想說，好使他們或者能夠得著一點點安慰。可是，他說不出來。真正的苦痛是說不出來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講臺。大家的眼失望的追著他。極快的，他走到了屋門；他聽到屋中有人嘆氣。他邁門坎，沒邁利落，幾乎絆了一跤。屋裡開始有人活動，聲音很微，象是偷手摸腳的那樣往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長吸了一口氣，沒再到休息室去，沒等和別的班的學生會面，他一氣跑回家中，象有個什麼鬼追著似的。

到家裡，誰也沒理，他連鞋也沒脫，便倒在床上。他的腦中已是空的，只有一些好象可以看得見的白的亂絲在很快的轉。他用力的閉著眼。腦中的亂絲好似轉疲了，漸漸的減低速度。單獨的，不相關聯的，忽現忽沒的觀念，象小星星似的，開始由那團亂絲中往起跳。他沒有能力使它們集合到一處，他覺得煩躁。

他忽然坐起來。彷彿象萬花筒受了震動似的，他的腦中忽然結成一朵小花——“這就是愛國吧？”他問自己。問完，他自己低聲的笑起來。他腦中的花朵又變了：“愛國是一股熱情所激發出來的崇高的行動！光是想一想，說一說，有什麼用處呢？”

一聲沒出，他又跟到錢家去。服侍錢先生，現在，變成他的最有意義，最足以遮羞的事！

另外請來一位西醫，詳細的給錢先生檢查過，錢先生的病是：“身上的傷沒有致命的地方，可以治好；神經受了極大的刺激，也許一時不能恢復原狀；他也許忘了以前一切的事，也許還能有記憶；他需要長時間的靜養。”

金三爺，李四爺，陳野求和小崔一清早就出了城，去埋葬錢太太。看家的還是四大媽。瑞宣來到，她叫他招呼著錢先生，她照應著少奶奶。

各線的戰事訊息都不大好。北平的街上增加了短腿的男女，也開始見到日本的軍用票。用不著看報，每逢看見街上的成群的日本男女，瑞宣就知道我們又打了個敗仗。上海的戰事，不錯，還足以教他興奮。可是，誰也能看出來，上海的戰事並沒有多少希望，假若其餘的各線都吃敗仗。在最初，他把希望同等的放在北方的天險與南方的新軍上。他知道北方的軍隊組織與武器是無法和日本兵較量的，所以他希望以天險補救兵力與武器的缺陷。可是，天險一個個的好象紙糊的山與關，很快的相繼陷落。每逢這些地方陷落，他的心中就好象被利刃刺進一次。他所知道的一點地理是歷史的附屬。由歷史中，他記得山海關，娘子關，喜峰口，雁門關。他沒到過這些地方，不曉得它們到底“險”到甚麼程度。他只覺得這些好聽的地名給他一些安全之感——有它們便有中國歷史的安全。可是，這些地方都並不足以阻擋住敵人。在惶惑不安之中，他覺得歷史彷彿是個最會說謊的騙子，使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國家中的一切。假若還有不騙人的事情，那便是在上海作戰的，曾經調整過的新軍。上海無險可守，可是倒能打得那麼出色。有“人”才有歷史與地理。可是，上海的國軍能支援多久？到底有多少師人？多少架飛機？他無從知道。他知道上海在海上，而海是日本人的。他懷疑日本以海陸空的聯合攻擊，我們只以陸軍迎戰，是否能致勝？同時，他覺得應當馬上離開家，去參加鬥爭；有人才有歷史與地理，難道他自己應該袖手旁觀麼？可是他走不動，“家”把他的生命埋在了北平，而北平已經失去它的歷史，只是個地理上的名詞。

他的胖臉瘦了一圈，眼睛顯著特別的大。終日，他老象想著點什麼不該隨便忘記了的事，可是一經想起，他又願意把它忘掉。亡了國的人既沒有地方安置身體，也沒有地方安置自己的心。他幾乎討厭了他的家。他往往想象：假若他是單身一人，那該多麼好呢？沒有四世同堂的鎖鐐，他必會把他的那一點點血灑在最偉大的時代中，夠多麼體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產物；骨肉之情是最無情的鎖鏈，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