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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已經敘過兩點：拓展疆域與改革制度。前者先因劉宋自身的混亂而得手，其後又因為形勢判斷的失誤而止步淮水；後者的三大制度則均由她本人親自決策和推動。隨著制度的不斷完善，鮮卑人的魏國胡氣越來越淡，而漢風則越來越盛。

馮太后的另兩點貢獻，是興辦學校與尊崇儒禮，這兩點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從教育和禮儀上對北魏進行全盤儒化，或者說是全盤漢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個道理，想讓鮮卑人接受儒家傳統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齊整人倫，而是需要從內部對上層貴族著力改造，這種改造或許是表面的、膚淺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這種表面的膚淺，卻可以引發日後的連鎖反應，最終實現真正的漢化。

所以馮太后著力培養的物件遠不只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時被封王，馮太后就乘此機會，在平城設立皇家學館，選拔最有學問的老師，組織他們學習儒家文化。這個措施很有意義，為什麼呢？因為拓跋鮮卑人是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們的貴族子弟從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騎馬、射箭這類硬功夫，以及透過實戰積累的指揮經驗。對於儒家文化的精髓，他們並沒有很好的機會認真汲取和領略，所以拓跋珪才會問出“天下書籍有幾許”這樣的準弱智問題。同時，也是佛教文化在貴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馮太后深諳“文化薰陶要從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這些親王將來是北魏的棟樑，那麼把他們薰陶成“鮮卑皮漢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這一代人成為北魏皇族中承前啟後、推行徹底改制、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學館中已經表現得聰明好學、出類拔萃，文章寫得一級棒，拓跋宏也特別喜歡這個弟弟，兄弟倆的關係非常好。

對於拓跋宏本人，馮太后則更是著力培養，為他編了一本專門的教材，叫做《勸戒歌》，這個東西其實很像後世的《三字經》、《子弟規》，每句押韻，讀來朗朗上口，既容易記，又有助於學習道理。馮太后一共編了三百多章，稱得上是兒童教材編寫的勇於實踐者，大約也是古往今來教材編寫者中實權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寫了十八篇《皇誥》，在宴請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詔書的形式頒佈，作為皇帝學習的指南、為人的準則以及施政的綱領。

尊崇儒禮方面的舉措，則基本是與三大制度的頒佈同步進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詔全面禁止卜筮和讖緯，一旦發現，統統焚燬，私藏不報者一概處死。讖緯這個東西，我們在《縱橫十六國》中也專門介紹過，興盛於漢代，一度成為統治者維護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響至北魏前期已經小了許多。對於亂世迭興的政權，讖緯學說是有利的，而對於北魏太武帝之後長期治世的局面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風頭正勁、玄學日益興起，讖緯已退居二線。北魏在這個時候又來這一招，自然是把讖緯推入了萬丈深淵。

太和十年，北魏規定官員公服的等級。公服按照品位級別的不同，用不同顏色來區分，從高到低分別是朱、紫、緋、綠、青。這種等級顏色化的創意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們已經很難考證，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鑑魏晉時期的舊制。無論如何，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文獻記載以顏色來區分品位。這一制度演變到唐宋，官服逐漸減為紫、緋、綠、青四種，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顯貴的代名詞，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太和十一年，北魏又嚴格稽核、統一規定典禮樂章，不屬於雅樂的全部擯棄不用。這顯然又是繼承了儒家思想極其重視音樂文化的特點，到了孝文帝統治中後期，北魏的宮廷文化已經與傳統漢族王朝非常接近了。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馮太后病故於平城太和殿，享年四十九歲。從小接受馮太后諄諄教導的孝文帝悲痛欲絕，整整五天滴水不喝，大臣們極力進諫，他才勉強喝了一碗粥。馮太后崇尚節儉，遺言中強調要喪事從簡，不必設定各種陪葬器具。但孝文帝不顧高閭、遊明根等人的反對，執意將陵墓拓寬六十步，以達到皇陵的規格。值得一提的是，這位文明皇太后並沒有與他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合葬，而是於生前自行在方山（今山西平陽北）選擇了一處墓地。

傳統史家多將太和年間北魏的興盛發達歸功於孝文帝一人，直到國學大師呂思勉在他的《兩晉南北朝史》中提出：“孝文之為人，蓋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於下，亦太后專政時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後（太后）實北魏一朝極有關係之人物也。”史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