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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國民黨的官方材料中，沒有提到過陳立夫到過莫斯科，也沒有陳李會談的紀要。

臺灣官方出版的《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是這樣記載的：“12月24日，陳立夫偕張衝秘密離上海赴歐洲（蘇俄史達林請蔣委員長派人密商，陳奉命前往，與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同船。

陳在歐洲留四個月，未獲與俄方代表會晤，無結果）。

這條材料說明陳立夫在歐洲停留，沒有到莫斯科，當然，莫斯科也屬歐洲範圍，但如果陳立夫果真是去了莫斯科，“史事日誌”應該會清楚註明的。

第二，陳立夫在美國時，曾與人談到過他這次中途而返的赴蘇之行，沒有透露他去了莫斯科，他寫的《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這篇文章也回憶到他與張衝秘密前往蘇聯，“企圖就對日軍事同盟的設想與蘇聯政府商談”，說是中途返國，沒有說到過莫斯科。

他晚年寫的回憶錄《成敗之鑑》，明確說明是在匈牙利接到蔣介石命令，取消莫斯科之行，中途而返的。

第三，國內一些人寫的回憶文章及港臺學者撰寫的著作，在談到陳立夫赴蘇談判時，都一致認為是中途回國，沒有成功。

第四，當時在莫斯科擔任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的鄧文儀後來寫的《冒險犯難記》一文也沒有談到陳立夫的莫斯科之行。

當時鄧文儀在莫斯科，也負有與蘇聯政府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的使命，如果陳立夫去了莫斯科，那麼一切情況他是最清楚的，《冒險犯難記》正是記述他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中共代表團會談的情形，不會對陳立夫的活動毫無涉及的。

根據以上幾點理由，我們可以說，陳立夫沒有到過蘇聯，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

陳立夫回國了，他的心情是複雜的，也難於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開啟新局面的遺憾，同時又為免去了一次與共產黨領導人交手的麻煩而感到少有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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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談判（1）

陳立夫從柏林回國後，繼續參與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談判。

這時，中日關係更加緊張，日本帝國主義陳兵華北，覬覦整個中國。

在此情況下，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中國共產黨為了集結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動抗日戰爭，及時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果斷地停止了反蔣宣傳，放棄了打倒國民黨、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政治主張，併為建立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衝擊下，在中國共產黨合作誠意的感召下，同時從國民黨本身的利益出發，蔣介石感到“圍剿”共產黨、“圍剿”紅軍的政策難以繼續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慮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籲。

此時，陳立夫與鮑格莫洛夫關於中蘇締結軍事協定的談判正在緊張進行。

在談判中，蘇聯方面提出了改善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並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鮑格莫洛夫一再向陳立夫表示：“蘇聯政府特別注意蔣介石同中國紅軍的關係。

他說，如果蔣介石的主要力量用於‘剿共’，蔣介石的軍隊同紅軍間不實現統一戰線，那麼，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嚴重的鬥爭，是不可能的。

”對於鮑氏的意見，陳立夫認為是有道理的。

九一八事變後，陳立夫的思想就有了些變化，他認為日本侵略中國，造成了民族危機，現在是外敵當前，如果仍然將國民黨大部分軍隊調往蘇區，去“圍剿”紅軍，以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這種辦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容易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反對。

因此，他主張和共產黨接觸，用招安的辦法接納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發生時，還可以利用共產黨的武裝去抵禦日本的進攻。

正是基於這種想法，陳立夫即向蔣介石報告了與鮑氏談話的內容，特別報告了鮑氏提出的改善國共關係的建議，並陳述了自己對國共兩黨重新接觸的想法。

對於改善同共產黨的關係，蔣介石也早有考慮，他認為：“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1934年底，蔣介石在交給二陳主持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進行外交談判的任務時，就另外給他們一項秘密任務，即尋求與中共接觸的途徑，但後來由於形勢的變化，他一直再沒有過問。

現在，蔣介石聽了陳立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