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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廣州地區也傳出一些謠言，說中共已與季山嘉、汪精衛商量好，要從蔣介石第一軍中撤出共產黨員，另與汪精衛合組國###隊，以孤立蔣介石；還有說蔣介石要到蘇聯去休養等。

那時，國民黨內一般政治人物要下臺，常以出國考察、休養的方式被放逐，多疑的蔣介石認為自己已經處於危險的境地，必須採取辦法，脫離險境。

面對各種矛盾，蔣介石陷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但他又不願就此甘休，他要戰勝各種對手，以竊取國民革命的最高權力。

經過一番考慮，蔣介石決定重施以前那種以退為進的伎倆，想以辭職、出國相威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1926年2月1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監”，蔣則於8日表示不就職，9日，更呈請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兩職，要求赴俄休養，企圖以此要挾汪精衛，使汪不好下臺。

汪精衛十分清楚蔣介石的用心，對他的辭職，不予明確答覆，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勸他“不宜辭職”，並不堅持挽留，這樣一來，倒使蔣介石去之不可，留也無益，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回來後，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頃聆季新（指汪精衛）言，有諷餘離粵語，其受讒已深，無法自解，可奈何！”至此，蔣介石確信，汪精衛在共產黨和蘇聯顧問支援下，要除掉自己。

經過再三考慮，他決定還是離開廣州。

蔣介石即命陳立夫購買了日輪廬山丸的船票，並攜帶現款3萬元，坐汽車到天字碼頭，準備乘船離開廣州，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船去海參崴。

3月19日，蔣介石收拾行裝，帶著陳立夫，滿心不快地乘車前往廣州長堤碼頭。

一路上，蔣介石沉悶著臉，默不作聲，陳立夫也不好說什麼，當時的心情，按陳立夫後來的回憶說，剛開始，他想到放棄工程師的職業，到廣州幫蔣介石，實踐總理計劃，是間接達到自己的志願，但幾個月的政治實踐，“使我大失所望，政治原來是這樣汙穢”，後來又想，既然搞了政治，再汙穢也不能放棄，要堅持幹。

因此，當車快要到碼頭時，陳立夫忍不住問蔣介石：“校長，為什麼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為什麼我們不幹一下？”蔣介石聽後，似有所悟，即命司機掉轉車頭，開回寓所。

但當車往回開了一會的時候，蔣介石又變了卦，吩咐司機再轉頭，重新開往碼頭。

陳立夫沒有蔣介石考慮的那麼複雜，他只覺得干政治，就不能輕易放棄，於是又鼓足勇氣，勸蔣介石道：“我們如果走了，總理所交給校長的任務將由誰來擔負呢？”蔣介石聽了沉吟不語，想了又想，最後下了決心，壓低聲音對司機說：“開回東山公館。

”對這件事，陳立夫本人後來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次演說時也承認，當時，“在車上他勸蔣先生幹，有兵為什麼不幹？汽車到了碼頭，蔣先生幡然下決心，重新回到家中發動三月二十日之變”。

對於陳立夫這個說法，雖然蔣介石後來否認，說陳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但這個事實是存在的。

當時廣州城內由國民黨右派傳出的一些謠言，也有所謂要將蔣介石和陳立夫劫往海參崴的內容，而且說已經為他們二人準備了前往蘇聯的護照，陳立夫早就將自己綁在了蔣介石的戰車上，他開始仇視共產黨，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他的話便具有強烈的煽動性，因此，在蔣介石去留廣州的關鍵時刻，陳立夫顯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蔣介石與陳立夫回到黃埔後，即由陳立夫出面通知王伯齡、陳肇英、歐陽格、吳鐵城等人來黃埔開會，進行秘密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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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臣孽子”（2）

這一期間，蔣介石多次召開秘密會議，陳立夫作為機要秘書是每會必與。

透過反覆密商後，他們一致決定採取###的行動，並估計了駐廣東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四、五軍部分官兵對事變可能採取的態度。

3月17日，陳立夫又隨蔣介石由黃埔乘汽艇到廣州市東堤八旗會館——廣州衛戍司令部，放出共產黨有陰謀的空氣，並將其在廣州東山的寓所遷到有堅固工事的廣州造幣廠。

3月18日，歐陽格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傳達一道命令給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當時為共產黨員），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得力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

”李之龍即派中山、寶璧二艦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