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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解放前就不滿意隨波逐流，醜化自己的表現方法，而是追求新穎的藝術形式，比如穿衣服，他40年代上臺穿西服，留分頭，這在當時是頭一個。他的精神面貌和別的演員不一樣，張嘴就是那時社會最時髦的語言，每段相聲前都有一段墊話（演員隨機應變的話），侯先生學唱流行歌曲，還專門請家庭教師，學了英語放在段子裡，這在相聲都是很新鮮的表現，使演員和觀眾一開始感情就交融在一起，所以他的相聲很受歡迎。據老藝人說，侯先生一上臺，一亮相，臺下觀眾就能鼓掌兩分多鐘。

解放以後，侯先生的藝術思想更加成熟。他認為相聲要跟著時代走，如果跟不上時代，技巧再高也會被淘汰。這從他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來，比如說《改行》，原來是個雜學唱的段子，主要表現演員的技巧，經侯先生修改後，藝術結構上比較完整，加了一條對封建統治者控訴的主線，他的一切笑料、故事和情節都是為揭露封建統治設計的，思想性得到加強，這是侯先生藝術思想的一種體現。再比如《戲劇雜談》，過去也是段雜學唱，老藝人們都會，但侯先生加了一條“戲劇博士”的線索，“我們研究戲劇的，研究戲劇和話劇有哪些不同，戲劇的佈景不一樣，戲劇的道具不一樣，戲劇的語言不一樣，戲劇的哭相不一樣……”幾個不一樣，加上這麼一個戲劇博士的研究，就成為了一個藝術結構非常完整，詼諧生動的戲劇小論文。

我跟侯先生學習了很多年，早年主要是模仿地學習，後些年更多的是學他對相聲的一種獨特的精神。侯先生教學沒有專門的教材，主要是口傳心授。他對我們要求很嚴，有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入說唱團不久，我對《賣布頭》很感興趣，這個段子也是侯先生最拿手的段子之一。當時他沒讓我學。我就聽著錄音學。

有一次演出，團長讓我出個傳統的段子，我就報了《賣布頭》。第二天，星期六，侯先生看了報紙上的演出廣告，問我說：

“你這《賣布頭》跟誰學的？”

我說：“跟您學的，您的錄音。”

“聽聽我的錄音你就敢上啊，你的膽子怎麼這麼大呀！這報紙已經登出來了，這怎麼弄？明天早上上我家去！”

星期天晚上就要演出了，早上我去找侯先生。

侯先生讓我“說說”。

我說完了之後。侯先生滿臉愁雲地說：“你說我怎麼說你？我給你現下掛吧（下掛就是一點一點細說），這樣也不行，這樣你晚上演出不就更緊張了嗎？算了，你就先這麼演吧，以後別這麼大膽子了！”給我下了一句結論：“你不會走，先學跑，早晚栽跟頭”。這天晚上演出他來的很早，站在邊幕上聽，僥倖的是那天我沒出錯，效果極好，特別是對我加進去的包袱和情節給與了肯定。

還有他的《戲劇雜談》是侯先生段子中經典之經典，不論風格、趣味、效果都是代表作品。我特別喜歡，對我來說能演好這個段子，標誌著我更上一層樓。我的這個顧慮有一天終於向侯先生吐露了，他的回答是：先把京劇的基本功練會。為此，我每星期到北京戲校找京劇老師學動作，半年後我又提出了排《戲劇雜談》的申請，侯先生當時只是應付地說，哪天我把本子給你找來。第二天我就把自己平時默寫的冊子送給他瞧。他看過後發現連每個標點都沒錯，他驚訝地問，這本子哪來的？我說，我是聽您演出時記錄下來的。侯先生看出了我的願望和決心，同意了我的請求，同意我抽時間與郭啟儒、郭全寶二老排練。儘管如此，那還是侯先生的看家節目，正式演出還是不允許我說這個段子。

老師侯寶林（2）

侯先生雖然對徒弟要求很嚴，但也鼓勵我們超過他，從我一進團，他就鼓勵我業餘時間寫相聲，不能一招一式全照他們學，要青出於藍勝於藍。他更支援我們創新，對社會生活更加敏感。老師鼓勵我們把見到想到的事物馬上寫出來。那時都是我們寫成坯子，念給侯先生聽，他告訴我們這兒怎麼改，那兒怎麼抖包袱，改完就排練，然後就上電臺錄音，及時得很。

侯先生不光教我們學藝，還教我們藝德和人品。藝德講的是要給別人留飯，舊社會的藝人門戶之見比較厲害，前面的演員把後面演員節目的笑料給刨了，讓你後面沒法說。建國後，侯先生在徒弟當中強調要特別講究藝德，不能光顧自己。關於做人，侯先生有一句名言：“相聲演員絕不是生活中的小丑。”他在自己創作的段子裡刻畫了很多反面人物的形象，如《夜行記》中的小市民，《離婚前奏曲》中玩世不恭的主人公，《戲劇雜談》中的戲劇博士，《三棒鼓》中的江湖藝人